「新疆棉」撞出的政治思考

<轉載自2021年3月31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

近期最令人關注的新聞，就是因「新疆棉」而引起的杯葛和罷買潮，再擴大到新疆的其他問題，以至有關新疆的國際輿論戰。種種迹象顯示，連串新聞的背後不是單純的棉花經濟，而是（如果處理不好）可以一石掀起千重浪的政治問題。還有，在背後引發這次事件的各方力量，均有自己的盤算，但預料都不能達到目的（至少是目前階段）。相反，雙方更可能陷入傷人而不利己的政治深谷，待鬥爭至雙方都受損和苦無出路之後才會稍歇。所以，下列問題值得思考。

（1）西方世界為何關注新疆問題？

這裏說的西方世界，主要指美、英兩國，德、法、日等國家只是隨勢而行，不算熱中。美、英關注新疆問題，也不是因為經濟利益，而是因為新疆已積累很多內部問題（其中民族矛盾更是多個世代的問題）；如果出現亂局，甚至擴至全國範圍，西方世界就得其所哉。看透這種意圖，就不會輕信西方世界有關新疆的說法了。

例如，西方傳媒報道「100萬人（主要指維吾爾族）被關進再教育營」。姑勿論「關」和「再教育營」的內涵是什麼，但新疆的人口只有2500萬，假如此說屬實，豈不是25人之中就有一人「被囚」？還有，漢人佔當地人口約四成，其餘1000多萬是各個少數民族，包括10多個世居民族（當中又以維族為大多數）；如有100萬人「被囚」，豈不是大約10多人之中就有一人出事？這樣高的比例太不可思議了。

此外，看看美國近年在新疆附近的中亞地區和阿富汗等國的行動，也可看出端倪。美國消滅拉登等反美力量之後，又尋求機會培植新的親美力量。這是美國的慣常手法（其實拉登和伊拉克的薩達姆在反美之前，也曾是美國的扶植對象）。所以，基於新疆積累多時的民族和宗教問題，如能通過新疆挑起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的矛盾，則是成本較輕的針對中國的方法了。

假如新疆問題再擴大至全國範圍，民族矛盾再擴大到其他領域，那就更合乎美國的需要。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中外古今的常態，也是美國多次用它的行為證實的事情。所以，美國舞劍，志在北京，不在新疆。

（2）中國策略不高明而陷於被動

在國際鬥爭常態之下，勝負關鍵是各自的實力和策略如何。我不覺得外國的技巧高明；相反，中國在傳統思維下採取的慣性方法，才是令中國陷於被動的主因。這裏分三方面談：

首先，中國處理新疆問題不透明，更不能清楚解說，解說時只從官方的角度和利益出發，有些基本的實情也因為種種原因隱瞞起來。舉例說，新疆確實發生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但官方擔心這會引起連鎖效應甚或間接鼓勵，所以一律掩蓋起來。像2009年「七．五事件」的重大事故不能隱瞞之時，中國才對外承認。這就令外界有無限的質疑空間，中國官方和傳媒毫無公信力，民間自由討論的空間根本不存在，還能相信中國官方嗎？結果，連真的東西也變了不可信。

又以這次新疆棉為例，當地已是大量機械化採摘，但中國始終擺脫不了「強迫維族人高強度勞動」的傳言。中共不能怪別人，只能怪自己把傳媒變成民眾也不相信的宣傳機器，打起輿論戰時經常敗陣，為外敵提供大量子彈。

其次，這次新疆棉事件的背景有點怪，屬於舊聞炒熱之類。那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炒熱呢？必須看到，當前的國際大氣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正向中國施壓，中國除了用經濟和外交實力抗衡之外，激起民族主義作為後盾也是習以為常的手法。所以，官媒和網上瞬間掀起杯葛潮，同仇敵愾，一致對外。這也是眼前中共不斷鼓吹「兩個維護」（中共政權和「習核心」）的需要。

不過，針無兩頭利，這種盲目的杯葛自然也成為國際新聞，結果外國很容易又引起「新疆問題」的關注。北京採取了措施防止出現類似2012年「反日」時的破壞，公安也驅散影響秩序的人士，沒有出現什麼混亂。但中國始終避免不了外國有關「現代義和團」的宣傳攻勢，進一步破壞中國的形象。

還有，中國民間杯葛外國品牌，官方則與外國互相制裁公職人員和團體。我多次說過，這類制裁沒有什麼實質作用，但這次「制裁戰」卻由中美之間擴大至中歐之間。這就把中國經營已久、藉以分拆美歐關係的努力幾乎毁於一旦。3月22日，歐盟宣布就新疆問題制裁中國，這是自1989年「六四」以來的第一次。雖然這種制裁未必持久，但放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確實對中國弊大於利。所以，李克強在江蘇時也參觀了為被杯葛品牌提供原材料的中德合資企業，作了一些調和。

（3）為何美國選擇疆、港、台問題做文章？

這3個地方的情况雖然不同，但有一點是相似的，就是中共認為這三地的局勢不穩，於是想盡一切辦法加以控制，但愈想控制，就愈難控制，還激起民眾的反彈，形成惡性循環。可是，中共從來不會反思：自己在這3個地方的政策有什麼錯誤？應承了的東西有沒有落實？相反，它只會把所有問題的責任推到「外國勢力、反對勢力、分裂勢力、極端主義」和偶爾出現的暴力事件身上，於是死結愈來愈緊。

歸根究柢，這是因為中共在統治上不願分權，連原先設想過的適當放權也做不到。所以，新疆人感受不了民族自治的實質；張春賢任新疆區委書記時嘗試的「柔性治疆」，不到幾年就銷聲匿迹了。台灣人也感受不了葉劍英在1981年「葉九條」中的寬鬆政策，連口惠而實不至的經濟政策也是時有時斷。香港人更感受不到真正的「一國兩制」，自然產生抗拒感，甚至對抗情緒。這些現實問題不解決，外國才有機可乘。可見，中共不反求諸己，不改變政策上的偏差，外國今次利用新疆棉，下次將會利用其他問題，而且還會繼續利用下去。

港台節目稱台灣與別國「斷交」 通訊局：意指屬主權國 違守則

<轉載自2021年3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通訊事務管理局昨日公布，港台去年3月播出的電視節目《台灣故事III》中，提及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與台灣時用到「兩國邦交」和「斷交」，稱台灣可作為主權國並與別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用語並不準確，裁定投訴成立，向港台發出勸喻，敦促其嚴格遵守《電視節目守則》中的相關條文。

港台發言人稱港台接受通訊局裁決，會繼續嚴格遵守《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相關條文；又稱港台發現錯誤時已第一時間更正及道歉。

去年3月28日，港台電視31台及31A台播出《台灣故事III》以「斷交之後」為題的節目，講述布基納法索的學生在台灣留學的校園生活；節目旁白以「兩國的邦交」和受訪者使用「兩國邦交」和「斷交」等形容布基納法索與台灣的關係。翻查報道，去年4月《文匯報》曾指控港台有關節目滲入「台獨」內容，涉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通訊局稱接到兩宗有關該節目投訴，認為將台灣描繪為「國家」並不準確，以及該節目有欠持平、煽動仇恨中國和侮辱國家主權。該局調查後指出，「兩國邦交」和「斷交」兩詞意指台灣是主權國，可與別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有關用語不準確，並明顯違反《電視節目守則》第9章第1A段規定，即要求紀錄片的真實資料須準確無誤；但有關節目欠持平、煽動仇恨中國和侮辱國家主權的指控，條文則不適用，以及沒證據。

通訊局裁定用語不準確的投訴成立並發出勸喻，敦促港台嚴守《守則》相關條文。該局昨並公布，就另一宗涉合家欣賞時間內宣傳酒精產品裁定投訴成立，向奇妙電視發出勸喻，敦促其嚴格遵守《電視廣告守則》相關條文。

帕勞總統：與台啓氣泡遊因互信深 外交部：堅持「一中」原則大勢所趨

<轉載自2021年3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帕勞總統惠恕仁(Surangel Whipps, Jr.)與美國駐帕勞大使亨尼西尼蘭(John Hennessey-Niland)前日一同抵台灣訪問。惠恕仁昨晚在國際記者會表示，帕台啟動「旅遊氣泡」，因為雙邊互信很深，又稱很高興有美國駐帕勞大使同行。中國外交部就此回應，「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這也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赴院身體檢查 了解台醫療

昨日上午，惠恕仁赴新光醫院檢查健康、了解醫院檢查設備與台灣醫療服務，晚間與台外交部長吳釗燮共同舉行國際記者會，亨尼西尼蘭也出席。惠恕仁在記者會上表示，很開心訪問台灣。中央社報道，惠恕仁指出，此行見到台灣人的熱情，及雙方的友誼。這次訪問，很高興有美國駐帕勞大使同行。吳釗燮表示，惠恕仁率團訪台意義重大，除了突顯雙方防疫有成外，也展現誠摯友誼。

惠恕仁今日下午將到台總統府和蔡英文會面。預計4月1日中午和「台帕旅遊氣泡」首團搭乘同一班機返回帕勞。

對於帕美官員同時訪台，民進黨立委羅致政昨指出，可看出台美關係已經慢慢由雙邊合作，拓展到三邊、多邊合作，是非常值得正面看待的發展。

立委指台美關係拓展到三邊

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趙立堅昨就此回應稱，中方注意到美國駐帕勞大使也是帕勞代表團成員之一。趙立堅說，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認識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美台官方往來，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趙立堅說，美方不要試圖突破中方底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帕勞總統惠恕仁2021年3月28日抵台灣訪問，這是惠恕仁上任後首次出訪，也是新冠疫情後，首名到訪台灣的外國元首。圖為惠恕仁（前中）昨赴新光醫院檢查健康後和醫療團隊合影。

親臺日人眼中的馬英九和臺灣

<轉載自2021年3月25日上午7:00 台灣 Yahoo論壇 撰文：本田善彥 旅臺資深日本媒體人>

前陣子「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十周年之際，有位臺灣友人向我提出疑問，説他看過幾篇日人感謝臺灣捐款的文章，從頭到尾謝謝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竟無隻字片語提到當年的總統馬英九，當時可卻是國民黨執政，馬在第一時間跳出來公開表態支援日本，馬英九和周美青親自打電呼籲捐款的鏡頭，記憶猶新。他還納悶地問我「日本朋友感謝錯對象了吧？」另一位親藍媒體人也替馬抱不平地說「日本好像誤解馬英九了」。

從結論來講，一般日人對馬不熟悉，比較無感，但親臺圈的日人情感上敵視馬，在如此脈絡下，日方忽略馬，甚至刻意忽視馬也不奇怪。其實日本親臺人士和馬一向都處於格格不入的關係，馬個人可能不善於講出讓日方感到窩心的話，也許沒做到日方認為臺方應有的「親日禮數」；儘管如此，除了尖閣諸島（臺方稱「釣魚臺列嶼」）等牽涉到主權的議題外，馬個人沒有特別排斥過日本，但日方一直質疑馬的「親中」傾向。馬有著親美抗日反共的傳統法統概念與中華民國情懷，很自然地將自己視為正統的中國人，因此刁難他親中不親中本來是毫無意義的。不過親臺日人對馬的經歷和言行（參加過保釣運動、明確反對臺獨、積極促進兩岸關係等）總感到不安，與馬之間無法建立親密友誼。

回顧過去，2007年秋天馬訪日期閒，日本右翼跟蹤馬，到處「嗆馬」試圖干擾馬的行程。馬第一次選總統之際，當時日本駐臺代表半公開的鼓吹「不可以讓馬當選總統」云云的說法。馬當總統之後，另位駐臺代表公開主張所謂「臺灣地位未定」，2012年簽訂《日臺漁業協定》之際，日本大媒體的部分駐臺記者私底下透露「因為不喜歡馬，等政黨輪替後再簽」等言論。這些不友善的點點滴滴，馬和他們周邊的人當然看在眼裏，似乎很難對日本產生好感，在這種情況之下，還期待馬的「親日」，未免有點背離常理。

馬任內多次表達對日本的友誼，仍難獲得日方的青睞，由此看得出來，日方與馬之閒的不愉快，基本上都不是馬造成的，也不是據於日方的「誤解」，而是日方的傲慢和無知，以及病態般的偏見所製造出來的。一位曾當過駐日代表的資深臺灣外交官感嘆地說「在釣魚臺問題上，在臺北外交部嚷嚷大叫的部分日本媒體，一旦到了中共面前連一聲也不敢吭」。確實據大陸外交圈人士透露，對馬敢發難的這些日方人士，在北京當局的面前又客氣又節制的。這些人為何偏偏對馬，甚至對臺灣敢擺出這種態度？這點很值得思考。

日方所期待的「親日」是什麽情況？2016年1月蔡英文當選總統之際，日媒齊聲歡迎「親日政權」的誕生。那時正值馬政府快要卸任，在冲之鳥島（臺方有不同名稱）發生漁業糾紛，日方高調譴責馬政府，此時日方對蔡的期待最高。當年，日方似乎有「反正反日的馬政府即將下臺，親日的蔡政府上臺以後一切都好辦」的感受。有趣的是，日臺關係有實際升格和變化的，就是臺方有隱形籌碼的馬時代，而不是在日本發生什麽事便立刻發推表態的蔡時代（據我所知，包括菲律賓等在内其他更貧窮的鄰邦發生什麼災難，蔡好像很少發推文表達關心，這種居心和態度或可仔細分析）。也許部分日人太習慣了臺方的卑躬屈膝表演。臺灣居民因有複雜的歷史因素，對日本的表面情感還不差，不過多半是停留在消費的心態，以及爲了抵抗「中國（中共，大陸，國民黨等）」拉攏利用日本或擡高自己用的「商業親日」的投機層次，日方最好牢記這些糖衣般「商業親日」的底子其實很脆弱。臺人本位主義很强，他們過度示好當然有其目的，條件和環境變了，瞬間就變臉的。

戰後一般日人對臺灣興趣本來一向都不高，這二十年來，對臺灣感到親近感的，甚至對臺灣有一種期待的人增加的背後，實與日本社會情緒的變化有關。20世紀末以來日本經濟持續衰退，剛好此時開始面對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整個日本社會彌漫著嚴重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喪失自信的日人極需要外來的肯定。此時，刻意擺出用嘴巴對抗中國大陸、同時不挑戰日本的臺灣，成為日方各層人士情緒上寄託期望的對象。在這樣的氛圍下，對臺事務感興趣的一群日人，卻因為對抗中國大陸、反對中共的因素，對臺灣有著一股不尋常的親近感和認同，他們或許對臺灣充滿善意和熱情，但其思維卻是基於臺灣順從日本的結構下產生的，因此自然而然地缺乏對外國應有的敬意，加上他們為臺灣仗義執言的自負，不自覺地流露對臺灣下指導棋的傲慢。對這些人來說，馬不能幫他們反對中國，因此馬是不可愛的。馬當家時，他們不敢公開反馬，但私底下盡說壞話，加上潛意識裏並不將臺灣視為平起平坐的朋友，因此對中國大陸不敢說的話，對臺灣卻敢說出來。魯迅曾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從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是張照出部分親臺日人鄉愿本質的照妖鏡。

檢視中美會議成敗與未來

中美高層阿拉斯加會議結束，歐盟、英國和加拿大隨即宣布就新疆問題加入制裁中國的行列。不妨就此形勢檢視阿拉斯加會議的成敗，以及預視未來的中外形勢。

（1） 中美佈局均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歷來兩國相爭，事前的佈局十分重要。阿拉斯加會議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先行訪問日本和韓國，奧斯汀再出訪印度。這個佈局與當年喬治布殊時代國務卿賴斯亞洲之行相若。賴斯先訪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本可前往較近的北京，但她故意訪問日本、韓國後才到北京。兩次佈局均有圍堵中國的意味。此外，美國在這次會議前一刻宣布制裁中國一些電訊公司的業務，顯示壓力。王毅批評「這不是待客之道」，其中包含了這些內容。

不過，美國今次佈局的效果，難跟當年賴斯之行相比。皆因中國今天的綜合國力已大大提升，美國已不能再憑一己之力制約中國；即使歐美聯手，但歐美之間的隙縫和猜忌已比過去深，歐洲各國除了大方向與美國一致之外，在不少細節上都與美國保持距離。美國應該反省，因為西方世界在打開中國經濟大門之時，美國曾傷害歐洲盟友的利益（美國佔了中國對外開放領域的最大份額，有些產業更佔一半市場，歐洲各國只分享另一半）。

中國在這次會議之前也佈了局，例如安排斯帕弗和康明凱（加拿大籍）的案件在這個時候開審，但審而未判，正是一種姿態，看看美加的聯盟關係是否牢固。早些時候，中國趕緊與歐洲簽訂《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也是試圖分拆歐美聯盟的招數。不過，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這些行動未能產生預期的作用。

（2）雙方佈陣未能傷敵但傷了自己

除了事前的佈局之外，交鋒時的佈陣也很重要。可惜，雙方在佈陣的策略上都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美國以為可以在會前的開場白先發制人，擺出美歐聯手之勢，並直接提出香港、台灣和新疆問題，劍指中國。但這種姿態令中國感到美國打破了國際慣例，因為在國際會談的場合中，這類開場白發言多數只是禮節性的話，即使有矛盾也會說一些平衡的內容，而不會擺明車馬，單刀直入。

也許美國以為這種策略可以在記者面前先施下馬威，但卻給楊潔篪和王毅「攝位」的機會（相信也是早有預備），乘勢而上，合共發言約20分鐘，同樣打破了事前每人發言兩分鐘的默契。從中方的角度，這是義正辭嚴，既反擊美方言論，又闡述中方立場。

不過，從客觀效果看，這種借勢追擊只能在中國境內發揮輿論影響，在國際上卻難有正面作用，反而被外界抓住「嚴重超時」做文章，說中國「嘩眾取寵」。這是國際輿論戰經常出現的轉移視線的手法，而中國的國際輿論機器至今仍然較弱。

更有甚者，楊潔篪和王毅的話旨在闡明中國的立場，但未能針對外界的疑慮，出現的效果反而是自暴其短。例如，楊潔篪說，美國的民主不僅由美國人來評價，而且要由世界人民來評價。按照這個邏輯，那麼，中國的民主是否也應該由世界人民評價？但中國為何經常指摘外國「說三道四」？王毅此前又曾說，中國做得好不好，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但外界反問：中國人民真的有發言權嗎？如果有，只是按官方的口徑發言；如果妄議中央，也許在牢獄相見了。

也許楊潔篪和王毅的話是想說給內地人民聽的，可以激化民族士氣，支持政府對美鬥爭，但這種做法只會激發民粹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相反，國際上的普遍反應卻認為這是「中國式的野狼（不是戰狼）外交手法」，對分拆歐美的合縱連橫也沒有好處。

其實，楊潔篪可以把發言局限在兩三分鐘之內，或者再略長一點，言辭也可以尖銳，以示來而不往非禮也，但實在毋須佔用16、17分鐘，以免國際形象受損。毛澤東所說「有理有利有節」，正合此時使用。

（3）中國錯判「經濟手段可以分拆歐美」

歐美之間既有摩擦，是中國分拆的一個切入點。但中國經常忽略，歐美之間在政治和價值觀上有緊密關係，它們包裝為普世價值。中國反對西方標準的「普世價值」，但又解說不清，而外界早已根深柢固認為中國的制度就是反民主的。所以，即使中國多番利誘歐洲，但仍難分拆歐美聯盟。

就以最新的事件為例，法國議員計劃訪台，中國大力反對，認為外國不能跟台灣有官方接觸。但在外國眼中，議員是民意代表，跟政府無關，更不像中國的「黨、政和人大」混為一體。所以，對中國反對法國議員訪台，歐洲多國均表示不可接受。中國間接樹敵，對分拆歐美聯盟毫無好處。

（4）實力與實利才是最真切的考慮

雖然阿拉斯加會議的首天氣氛吸引了國際焦點，但觀察外交事件，必須看實力和實利，尤其是後者。實利是最大的推動力，想取得實利，就要考慮實力；有了實力，才能取得更多實利。觀乎眼前中、美、歐、英、加的國際棋局──中國不想跟美國有過激的碰撞，原因很多：綜合國力仍有差距；中國更不想歐美聯手針對中國；習近平不想中美過度摩擦而影響他在明年的「二十大」部署。

美國也深明不能一下子壓倒中國，加上本身疫情、經濟、種族問題必須盡快處理，對中國的壓力只是策略上的需要。歐洲各國、英國和加拿大基於總的態勢，必須與美國走在一起，但也會各自考慮與中國的雙邊關係。這些情况就決定了各國都會在碰撞中尋求緩衝之地。例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會後放風說「有建設性」，王毅也說「還算順利」。歐、英、加對中國官員的制裁，與中國回應的制裁，都是無實質作用的，只是姿態而已。

追溯歷史，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炸毁和海南撞機事件之後，兩國關係也曾極度緊張，但雙方還是因為實力和實利的考慮而互相妥協，穩住自己，再謀日後的較量。所以，眼前的「鬥」將會延續，也會艱難，但又不必看得太死，「光線」是可以製造出來的。

走在鋼索上的巴拉圭邦交

<轉載自2021年3月24日上午8:21 台灣 Yahoo論壇 撰文：華志豪 台北論壇基金會主任>

位於南美洲的我邦交國巴拉圭因處理COVID-19疫情不當，爆發大規模暴力抗爭。巴國總統馬里奧．阿布鐸．貝尼特斯（西班牙文：Mario Abdo Benítez）面臨執政危機。同時，在中共疫苗外交攻勢下，巴國與我邦交也遭到嚴峻考驗。中共向巴國提出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的條件，以換取1,400萬劑疫苗「20天內到位」。雖然巴國政府已暫時擱置這項提議，但是有越來越多的政團與民間組織強烈要求馬里奧政府考慮接受中共的條件。我國與巴拉圭的邦交現在就如同走在鋼索上，危如累卵。

人口總數約700萬的巴拉圭，自疫情爆發以來已有超過18萬人感染、3,500多人死亡。原本就脆弱的經濟也因此受到嚴重衝擊。263,000人因疫情影響而失業，財政赤字及政府公債大幅增加。巴國人民的怒火自3月5日起點燃，大規模的抗爭在各地爆發，首都亞松森街頭到處可見抗議的民眾及暴力活動，官員的府邸屢屢被抗議群眾包圍。馬里奧政府雖然積極向外國求購疫苗，但迄今只獲得63,000劑。其中24,000劑分別由智利（2萬劑）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3千劑）捐贈的中國製疫苗，已於三月上旬陸續送達。而泛美衛生組織（PAHO）早就承諾的30萬劑AZ疫苗，卻遲至本月19日才交付36,000劑。

除了各地的抗爭行動之外，在野黨也強烈要求馬里奧下台負責。巴國最大在野黨真正激進自由黨（西班牙文：Partido Liberal Radical Auténtico）在眾議院串聯其他小黨發動免案。發起人之一、真正激進自由黨副主席塞萊斯特•阿瑪里拉（西文：Celeste Amarilla）正是去年藉口台灣只捐贈巴國100萬口罩太少，而公開辱罵：「去死吧台灣。讓我們一起去中國！」（西文：Que se vaya al diablo Taiwán y vamos con China），致使巴國參議院投票表決是否與我斷交的眾議員。罷免案雖然因為未獲三分之二以上的眾議員支持而遭到擱置，但並未代表馬里奧的危機就此解除。

抗議活動持續數天後，農民團體也加入抗爭行列。由農民和工會組織組成的全國協調委員會（CNI）宣布將持續推動罷免活動。農業是巴國的主要經濟來源，巴國從事農業生產人口約占該國經濟活動人口60％。農民組織對巴國政局具有相當影響力。農民運動領導人貝拉米諾．巴爾布埃納（西班牙文：Belarmino Balbuena）21日甚至公開呼籲馬里奧政府「排除獲得中國疫苗的障礙」，讓巴國當局相當頭痛。

巴拉圭中國商會代表何塞‧馬丁內斯（José Martínez）則抨擊巴國外交部阻止了他們向中共採購疫苗的計畫。他表示，「外交部為我們採購中國製疫苗設置了障礙」。

面對民眾怒火，馬里奧總統及其內閣成員並非沒有努力。巴國參議院於3月12日批准動支台灣捐贈的1,200萬美金，用以向美國採購200萬劑AZ疫苗。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親自致電馬里奧表達支持並提出繼續與中華民國合作的要求下，我國也派員積極協助巴國向美方斡旋疫苗採購事宜。但一向口惠而不實的美國，卻迄今沒有鬆口到底何時可以提供巴國AZ疫苗，因為美國的COVID-19疫情比巴國更為慘重。

與此同時，巴國並未放棄與中國大陸的交涉。巴國衛生部衛生監督局長坦承，由於巴拉圭對台灣的支持，由於與中國大陸缺乏外交關係，巴拉圭只能企圖透過私人企業中介來獲得中共製的疫苗。「但即便如此，仍然困難重重。因為這個亞洲大國顯然打算直接與各國政府交易」。

對巴國政府來說，取得中共製疫苗可能是目前解決COVID-19疫情困境的最快管道。但要因此與交往64年的友邦中華民國斷交，確實令人難以啟齒。在兩岸外交烽火夾殺下，馬里奧糾結在道義與利益之間，只能期待美國早日兌現承諾，讓他跳脫出危局。

中共對巴國發動疫苗交，如此趁人之危，確實是小人之舉，有失大國風範。但反過來說，為何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中共在外交戰場的包圍圈愈縮愈緊，必欲置中華民國於死地？其實兩岸原可不必走到這步田地。2010年，我中美洲邦交國海地發生芮氏規模七級大地震，10萬人遭到活埋。馬英九政府責令空軍派出C-130運輸機運送物資途經美國本土馳援，北京未置一詞。

同時，中共組成國際救援隊奔赴海地救災，我國也並未阻撓。當兩岸救難人員分別抵達海地之後，中共駐海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還提供兩岸救難隊安全維護。足證在國際場域下，兩岸原可以和諧相處，共同推動人道關懷。為何蔡英文政府就做不到？還是那句老話：沒有九二共識，兩岸就沒有和平基礎。蔡英文不承認兩岸同屬中華民國的九二共識基礎，連「中華民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都說不出口，北京當局對「台灣政府」當然不會客氣。因為台灣不等同於中華民國！

巴拉圭，中華民國在南美洲最後的外交根據地。既然美國如此重視台灣，如此在意台灣的國際空間，就該儘快提供疫苗解除巴國政府的危機。如果連這點都做不到，我們又怎能期待中共武力犯台時美軍會馳援台海？

正常國家，國家利益永遠擺在第一位。巴拉圭如果最終選擇了中共製疫苗而與我斷交，甚至可能用我國捐贈的1200萬美金採購中國製疫苗，那是正常國家的表現。美國如果最終以優先滿足國內疫苗需求理由而無法提供巴拉圭足夠疫苗抗疫，也是正常國家的理性選擇。只有蔡政府執政下的台灣，政黨利益永遠高於國家利益。只要蔡政府繼續領導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國家」，將永遠不會是一個正常國家，中華民國的外交也將被迫繼續在鋼索上擺盪。

訪台遭中國施壓 法議員：更看清北京也更挺台

 <轉載自2021年3月24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2月中致函法國參議員李察，要求取消國會訪台團，輿論嘩然。李察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這次事件讓法國人更看清中國的企圖，也更加與台灣站在一起。

外界擔心這封信函是否會影響法國主權或外交獨立性，李察向中央社記者表示，這封信沒有這麼深的影響，「盧大使的信傳達的是外交提醒與政治斷言」，盧大使提醒「北京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並認為這趟行程會向「台獨勢力釋放鼓勵訊號」。

李察說：「我在信中很簡單地回覆，這趟參訪不會影響巴黎與北京間的穩固關係，就如同其他國家的國會訪台團。至於『台獨勢力』，我也回覆，在參訪團中沒有人有改變台灣現狀的立場。因此，盧大使的兩個說法都是與事實毫無關聯的。」

李察指出，如同許多歐洲國家，法國也在與中國經貿緊密合作的同時尋找一個平衡且受共同規則管控的模式。他說，「中國接受部分規則，但由於缺乏透明度以及司法可信度，還是有一些不平等的面向，需要新的協議，例如歐盟的投資協議就是企圖推動這樣的進程。」

李察坦言：「中國對於法治國家國際原則與個人自由的攻擊，加之以中國對附近區域的軍事施壓行徑，讓我們必須使用合法的管道進行反抗或報復。這可能會與我們的經濟利益發生衝突，但必須承受。相同的，我們看見中國也亟需開放的經濟關係，這也會讓他們考慮其威脅態度所造成的後果。」

至於法國政府是否應該強硬回應並傳達清楚訊息，李察表示，他與友台小組成員都相信政府會針對如此可議的舉動採取適當的說法與行動，「法國政府知道如何應對類似局勢」。

李察接着強調：「這名外交官的態度以及不當言行，中國政府都是知道且認可的。這一切讓法國人看清中國領導人真正要的是什麼，這也是他受到的真實制裁。」

李察表示，儘管面對中國施壓，還是會持續推動法台關係，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利益，例如在尊重與互惠中持續與國際交流創新動力，以及發展雙方人文、學術、科技、文化領域的關係」。李察感性說道：「我們愈來愈與台灣同感，因為台灣在艱困的安全情況下，仍能以自由與創意之地屹立。」

台當局陸委會露出了狐狸尾巴

<轉載自2021年3月23日 大公報 欄名：隔海觀瀾 撰文：朱穗怡>

台當局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早前才說「希望今年兩岸關係春暖花開」，不料如今露出了狐狸尾巴。上周中美高層舉行戰略對話，中方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沒有任何妥協退讓餘地。我們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停止售台武器，不助台拓展所謂『國際空間』，慎重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不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不要試圖突破中方底線，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對於中方的發言，陸委會竟然叫囂「台灣從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當局大放厥詞，宣揚「台獨」論調，不僅不會使兩岸關係春暖花開，根本就是要把兩岸關係推入冰天雪地。

民進黨蔡英文當局在春節後就進行了兩岸事務部門的人事改組。當時台灣一些媒體宣揚「蔡政府換下『鷹派』的陳明通，讓『鴿派』的邱太三接掌陸委會，是對大陸釋出善意」。這根本就是糊弄台灣民眾的鬼話。兩岸關係的好壞難道是在於台當局陸委會主委的人選嗎？蔡政府明知「九二共識」才是重啟兩岸對話、改善兩岸關係的關鍵所在，卻仍在人事布局上玩花樣、欲蓋彌彰，不過是企圖把自己破壞兩岸關係的責任推給大陸。如今陸委會公開聲稱「台灣不屬於中國」，再次反映出台當局的「台獨」立場。而蔡英文和民進黨一方面擺出緩和姿態，一方面繼續與大陸對抗，是根本行不通的。

邱太三近日拋出「建設性模糊」的說法，並期待兩岸找到一個「最大公約數」，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對話。邱太三的說法顯然是混淆視聽。「九二共識」就是一種「建設性模糊」，就是兩岸「最大公約數」。「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其名字不叫「一個中國」，而是「九二共識」，這不就是一種「建設性模糊」嗎？這是大陸方面釋出的最大善意，但民進黨當局迄今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其「台獨」立場暴露無遺。

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單方面否定「九二共識」，拒不承認其核心意涵，刻意在島內挑起爭議，其目的就是企圖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與事實，改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局面，這是兩岸關係陷入緊張動盪的根源。「九二共識」之所以重要，在於其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奠定了兩岸平等協商的基礎。從1992年以後，兩岸雙方接觸交往都是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進行的，充分體現了平等協商的精神，何來「不公平、不公道」？如果以所謂「建設性的模糊」否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那只能證明民進黨當局繼續打算通過玩弄文字遊戲與兩面手法，模糊焦點、混淆視聽，根本沒有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

英國大增核彈頭四成 中俄法不會無動於中

<轉載自2021年3月23日 明報 社評>

英國提出後脫歐時代外交國防新政策，放眼印太、提升軍力成為焦點，當中又以最多增加四成核彈頭最惹爭議，國防大臣華萊士辯稱，提升核震懾能力是要抗衡俄羅斯。英國作為《核不擴散條約》締約國，冷戰後一直高舉裁核旗幟，道德高地站得太高，現在轉軚擴大核武庫存，為核子軍備競賽加柴添薪，當然招人話柄。世界格局面對百年不遇巨變，中美交鋒激烈，俄日英歐各有盤算動作頻頻，約翰遜政府欲以「全球化英國」作為國家新定位，確保英國在國際舞台佔一席位，「脫歐入亞」反映這一思路。「新英國」視俄羅斯為最大安全威脅，中國則是「體制競爭者」，倫敦當局既想與華做生意，但又想插足印太、配合美國制華，英國擴充核武，必添北京戒心。

英稱應付俄國威脅 「其他國家」惹人聯想

上周英國政府發表《安全、防衛、發展及外交政策綜合評估》（下稱綜合報告），定調後脫歐時代英國的全球戰略，被視為冷戰後英國外交國防政策最重要檢討。綜合報告其中一項最多人議論的主張，是未來5年將核彈頭數量上限，由180枚增至260枚。消息一出，不僅英國國內反核團體強烈譴責，國際社會亦有很大迴響。德國外長批評，英國當局的決定，有違國際裁核努力，聯合國發言人更警告，英國此舉可損害全球穩定，亦不利國際無核化。

冷戰高峰期，美蘇皆有數以萬計核彈頭，至於英國亦一度有超過500枚，直至1980年代美蘇談判裁核，數十年間，全球裁減核武之路，總算取得一定進展。當然，理想歸理想，現實是沒有任何核武國家願意貿然放棄核震懾力，亦有一些國家躍躍欲試，盼可躋身核武俱樂部。《核不擴散條約》締結數十年，阻不了印巴朝鮮擁有核武；聯合國牽頭的《禁止核武器條約》，明年初正式生效，然而一眾核武俱樂部成員均未有加入條約。這些年來，美俄雖然大減核彈頭數目，惟同時不斷研發更厲害的核武器，特朗普上台後，華府甚至不再公布核武庫存量。

相比之下，英國多年來都是高喊裁核最大聲的西方國家之一，去年當局還在強調，2020年代中，英國核彈頭庫存，將由225枚進一步降至180枚，沒料到約翰遜政策突改，30多年來首度增加核武庫。2016年脫歐公投，約翰遜等人信誓旦旦，揚言脫歐後將有更多資源放在醫療方面，現在疫情重挫經濟，百廢待興，未知錢從何來，當局還要擴充核武庫，並在未來4年大增230億美元國防開支，提升太空及網絡作戰等能力，難怪在野政黨紛紛批評約翰遜政府「不務正業」、未有急民所急。

英國擴充核武庫的原因備受關注，倫敦政府沒有太多回應，又或僅以「法國也有近300枚核彈頭」一類說法轉移視線，及至周日，方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說法。國防大臣華萊士說，近年俄羅斯既部署新型核武器，又大力加強彈道導彈防禦能力，英國需要維持核震懾力抗衡。由10多年前的利特維年科落毒案，到近年的英國前俄羅斯間諜毒殺案，英俄關係長期繃緊；俄國強調強化核懾力，也是普京治下多年來的國策，俄國可攜核武戰略轟炸機逼近英國領空「示威」一類事件不知凡幾，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俄羅斯確是英國最大安全威脅，然而值得留意的是，華萊士亦提到，英國的核震懾力，需因應及反映「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現時的能力。這個「其他」意指什麼，難免引來猜測。

兩核潛艇可同時出動 英未說清核戰略意圖

英國的核震懾能力，主要是靠潛射核導彈。英國有4艘先鋒級核潛艇，每艘可攜16支三叉戟核彈，每支可搭載8個核彈頭，國策是任何時候都有一艘先鋒級核潛艇在外巡航，確保一旦英國本土遭受別國核武「第一擊」（ first strike），可用潛射核彈復仇，從而發揮「保證互相毁滅」（即所謂MAD理論）的核震懾作用。從阻嚇「第一擊」的防衛角度，潛艇核導彈的隱蔽性，乃是很大優勢；惟核潛艇明顯亦是進攻型軍備，英國核彈頭增至260枚，意味可以同時派兩艘核潛艇各自滿載128枚核彈頭游弋，不僅更有條件應付兩條戰線，核震懾力投放也可以「攻守兼備」，更加進取。世界格局起變，大國博弈風譎雲詭，英國擴充核武庫，俄法中不會無動於中，其他秘密發展核武的國家也可能有所動作。英國核子戰略意圖不清不楚，有可能引起骨牌效應，加劇核武軍備競賽。

約翰遜政府提出「全球化英國」作為國家新定位，核心就是要確保後脫歐時代英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中美激烈博弈，這陣子外交合縱連橫很多，繼之前的美日2＋2會議及中美高層會議，本周則輪到中俄外長對話。綜合報告顯示，英國脫歐後仍想跟中國多做生意，報告稱呼中國「體制競爭者」，至少未如俄國般是「最大國家安全威脅」，然而美英特殊關係，仍是英國外交核心，報告強調「向印太傾斜」，既反映國際舞台重心「西向東移」，同時亦折射英國會跟緊美國腳步。上月英國宣布，將派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印太海域巡航，並跟日本聯合軍演，說明這個「向印太傾斜」，絕不僅是政經方面，還有軍事方面。英國向華求財，又要配合美國制華，中英關係改善空間有限。

UK to increase nuclear warheads by 40%

The United Kingdom has released its new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ies for the post-Brexit era. The focu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increase in military capabilities are the centre of attention. The most controversial part is its plan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nuclear warheads by as much as 40%. Defence Secretary Ben Wallace argues that strengthening the UK's nuclear deterrent is for the sake of counterbalancing Russia. As a signatory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the UK has been a standard bearer of nuclear disarmament ever since the Cold War. Being on a moral ground too high in the past, the UK is of course inviting criticisms for its U-turn now on expanding the nuclear stockpile and fuelling the nuclear weapons race. The world is facing a once-in-a-century great chang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erious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players like Russia, Japan, Britain and Europe all have their own calculations and subsequent frequent moves. Now Boris Johnson's government wants to set ''Global Britain'' as the new position for its country to ensure that the UK has a role to play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thoughts behind this are reflected by the notion of ''leaving the EU and joining Asia''. The ''New UK'' sees Russia as the most acute threat to its security and China as a ''systemic challenge''. London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but it also wants to step into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o subdue China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S. Its plan to expand the nuclear stockpile will certainly make Beijing warier of it.

Last week,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nounced an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the Integrated Review) to set the tone for the country's global strategy in the post-Brexit era. It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review of its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Of the plans proposed by the Integrated Review, the one that has aroused the most discussions is about increasing the overall cap on the number of nuclear warheads from 180 to 260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As soon as the news was out, not only was the plan denounced strongly by domestic anti-nuclear groups in the UK, but it also drew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criticised the UK's decision as running counter to international nuclear disarmament efforts. A UN spokesman even warned that London's move could have a damaging impact on global stability and efforts to pursue 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

For many years, the UK has been one of those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have made the loudest call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Even last year,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still emphasised that the number of nuclear warheads in their inventory would decrease further from 225 to 180 by the middle of the 2020s. But this policy was changed unexpectedly by Johnson all of a sudden — the UK will expand its nuclear stockpi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re than thirty years.

Defence Secretary Wallace said on Sunday that in the last few years Russia has deployed new types of nuclear weapons and invested heavily in ballistic missile defence, thus the UK has to maintain its nuclear deterrent as a counterbalance. However, it is noteworthy that Wallace also mentioned the UK's nuclear deterrent has to adapt to and reflect the current capabilities of ''the Russians and others''. What the word ''others'' refers to has inevitably led to some speculations.

The core of ''Global Britain'' suggested by Johnson's government as the new positioning of the country is about ensuring the UK's global influence in the post-Brexit era. The Integrated Review shows that the UK still wants to do more business with China after leaving the EU. The report names China a ''systemic challenge''. But the US-UK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still the axi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he ''Indo-Pacific tilt'' emphasised by the report reflects both a shif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ge's gravity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and the fact that Britain will closely follow the lead of the US. The UK wants money from China but it also wants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US in constraining China. The room for improving the Sino-UK relationship will be limited.

英國大增核彈頭四成 中俄法不會無動於中

英國提出後脫歐時代外交國防新政策，放眼印太、提升軍力成為焦點，當中又以最多增加四成核彈頭最惹爭議，國防大臣華禮仕辯稱，提升核震懾能力是要抗衡俄羅斯。英國作為《核不擴散條約》締約國，冷戰後一直高舉裁核旗幟，道德高地站得太高，現在轉軚擴大核武庫存，為核子軍備競賽加柴添薪，當然招人話柄。世界格局面對百年不遇巨變，中美交鋒激烈，俄日英歐各有盤算動作頻頻，約翰遜政府欲以「全球化英國」作為國家新定位，確保英國在國際舞台佔一席位，「脫歐入亞」反映這一思路。「新英國」視俄羅斯為最大安全威脅，中國則是「體制競爭者」，倫敦當局既想與華做生意，但又想插足印太、配合美國制華，英國擴充核武，必添北京戒心。

上周英國政府發表《安全、防衛、發展及外交政策綜合評估》（下稱綜合報告），定調後脫歐時代英國的全球戰略，被視為冷戰後英國外交國防政策最重要檢討。綜合報告其中一項最多人議論的主張，是未來5年將核彈頭數量上限，由180枚增至260枚。消息一出，不僅英國國內反核團體強烈譴責，國際社會亦有很大迴響。德國外長批評，英國當局的決定，有違國際裁核努力，聯合國發言人更警告，英國此舉可損害全球穩定，亦不利國際無核化。

英國多年來都是高喊裁核最大聲的西方國家之一，去年當局還在強調，2020年代中，英國核彈頭庫存，將由225枚進一步降至180枚，沒料到約翰遜政策突改，30多年來首度增加核武庫。

周日國防大臣華禮仕說，近年俄羅斯既部署新型核武器，又大力加強彈道導彈防禦能力，英國需要維持核震懾力抗衡。然而值得留意的是，華禮仕亦提到，英國的核震懾力，需因應及反映「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現時的能力。這個「其他」意指什麼，難免引來猜測。

約翰遜政府提出「全球化英國」作為國家新定位，核心就是要確保後脫歐時代英國在全球的影響力。綜合報告顯示，英國脫歐後仍想跟中國多做生意，報告稱呼中國「體制競爭者」，然而美英特殊關係，仍是英國外交核心。報告強調「向印太傾斜」，既反映國際舞台重心「西向東移」，同時亦折射英國會跟緊美國腳步。英國向華求財，又要配合美國制華，中英關係改善空間有限。

延遲退休方案樓梯響 彈性處理服眾莫遲疑

<轉載自2021年3月22日 明報 社評>

內地城鎮人均預期壽命已經超過80歲，而各機關企業還在沿用1978年訂定的法定退休年齡，即男性60歲，女性職工50歲和幹部55歲，隨着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出生率逐年下降，社保基金入不敷支情况也愈趨嚴重，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原定在上一個五年規劃期間出台，至今仍在只聞樓梯響階段，剛公布的第14個五年規劃明確表明要在未來5年內實施，但按目前進展，能否如期實在令人擔憂。這個關乎萬千職工生計，以及國家財政穩健的政策，不能一拖再拖了。

社保基金入不敷支勢擴大 政府補貼無底洞於事無補

法定退休年齡政策是幾乎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經濟能力好而又想盡快享受優哉游哉生活的職工，當然希望維持現在的法定退休年齡，經濟能力差想多領幾年工資，或者老驥伏櫪的職工，則希望可以延遲退休，年輕職工更加關心這個政策，因為關乎他們將來的稅負壓力，2019年在職人數跟退休人數的比例是2.61比1，如果按照目前數據以及政策不變的情况推算，到2050年，這個比例將會達到1.03比1，差不多是一個職工養一個退休人員，也就是說工資的一半將要上繳社保基金。

全國社會保險基金去年收入約7.2萬億元人民幣，其中保險收入4.7萬億元，政府補貼2萬億元，從國企專項扶持基金中撥款500億元，支出卻達到7.8萬億元，即有6000多億元的缺口。去年虧款較多是由於疫情部分企業免交保險金，但社保基金入不敷支的情况已經持續6年，而且退休人員逐年增加，目前正處於嬰兒潮年代出生而今達到退休年齡的高峰，而適齡勞動人口從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預計在未來5年下降3500萬人，供款人數與退休人數此消彼長的情况，社保基金虧款是必然的，目前是依靠政府撥款，及從國企額外徵收特別基金彌補，但這非長治久安之計。專家估計，退休年齡每延長一年，養老基金可增加40億元，減少支出160億元，這就是延遲退休年齡政策迫在眉睫的原因。

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之所以千呼萬喚出不來，跟政府官員左顧右盼有關，但情况確實也十分複雜。全國幅員遼闊，不同工種情况千差萬別，有些勞動強度大的工種，60歲幾乎已屆極限，但白領工人則猶有餘力；有些工種需要接受訓練的年期較長，比如醫生或者科研工作者，他們參加工作年齡較遲，而且他們積累經驗對工作效率的作用較大，60歲讓他們退休是人力資源的浪費。男性和女性無論在各方面都存在差距，是否要統一退休年齡，也有很大的爭議。

第14個五年規劃對於延遲退休年齡提出的原則是：「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有關彈性實施這一條，釋除人們對於一刀切政策的憂慮，是十分有必要，這個留待各省及各行業根據實際情况處理，符合大眾期望。

輿論各自表述官員無動於中 方案不論保守激進應早出台

至於「小步調整」，則給有關決策官員留出很大的空間，何謂小步？小步等於保守方案嗎？有專家提出設想，法定退休年齡每幾年延後一年，到2045年才最終實施延遲至65歲。激進的方案包括，先將男女退休年齡盡快統一到60歲，以及在短時間內延遲到65歲退休。無論保守還是激進方案，都牽涉到是否允許自願選擇的問題，同時要考慮到採用獎勵自願延遲退休，還是對不自願延遲退休處以懲罰措施，比如在法定退休年齡前退休不能領取全額退休金等，現在都只是專家「各自表述」階段，決策官員還沒有宣布一個明確的取向。

各種意見在社會上沸沸揚揚之際，各種擔憂言論也在紛呈，年輕人擔心一旦延遲退休年齡，他們的工作機會以及晉升機會都會受到影響，造成一種銀髮族跟小伙子搶飯碗的局面。而那些由於各種原因，自願提前退休的人員，包括不適應勞動強度大的勞工，他們需要另覓工作強度或者工作時間較為靈活的工作，由於他們職場競爭力處於劣勢，即使找到工作也得不到應有的福利和勞動保障，成為新的弱勢社群。

為了釋除大眾的疑慮，政府應該明確宣布，任何出台的政策，都會提前諮詢利益相關方，徵求他們的意見作為完善政策的依據，一個需要自願參與的政策，如果他們在不知情的情况作出選擇，決定往往可能是不理性的，這就會影響政策的效果。

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曠日持久，有關政策遲遲沒有出台，而各種影響社保基金入不敷支的因素卻在不斷擴大，依靠政府撥款以及從國企的巨額盈利中抽取部分彌補社保基金虧款，也是應有之義，但始終不是長久之計。負責此事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應該及早提出一個方案，哪怕是一個小分項的具體方案，讓大眾可以進入實質的討論，大眾無休止漫無方向的表態，反而會將輿論帶到一個負面的角度，政策愈遲出台，謬種流傳的機率愈大，最終只會不利於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推行。

Delay of retirement age in mainland China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n mainland China's urban areas has exceeded 80 years old. However,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businesses still adopt the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s set in 1978, i.e. 60 for men, 50 for female workers and 55 for female government cadres. A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ageing, the birth rate has been declin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has been increasingly unable to balance its books. The policy of increasing the retirement age was originally scheduled for the last five-year plan.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just unveiled, it is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the policy must be implemented within five years. Judging by the progress that has been made, however, it is concerning whether this will be possible.

Workers who are financially secure and want to enjoy their untroubled retirements as soon as possible hope that the existing legal retirement age can be maintained. Those who are less financially secure want to receive wages for a few more years and delay their retirements. As for young workers,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policy than others, since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ir tax burdens in the coming years.

For six years in a row, the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has not been able to balance its books.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of retirees and the shrinkage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year by year since 2012,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fund is running a deficit. Currently, the fund relies on the government's funding and additional charge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fill the shortfall, but this is not a long-term solution.

The much awai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etirement ages has been related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indecision. For some intensively manual jobs, the retirement age of 60 is almost the limit. For some jobs that require long-term training, such as doctors o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the practitioners enter the workforce later in their liv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enhancing work efficiency. It will be a waste of human resources to ask them to retire at 60. Whether the retirement age of men and women should be equal also remains a topic of contention.

The principles laid down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include ''minor adjustment, flexible implementation, different rates of advance by category, and coordination and organisat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principle of flexible implementatio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industries can handle their own situations accordingly.

As for ''minor adjustment'', some experts have proposed that the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be increased by one year every several years until the retirement age is increased to 65 years old in 2045. Radical proposals include unifying the retirement age for men and women to 60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ncreasing retirement age to 65 shortly. Both solutions involve the questions of whether to allow voluntary choice of retirement.

Young workers are concerned that their job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ion prospects will be affected once the legal retirement age is raised. Those who take voluntary early retirement are less likely to receive benefits and labour protection they deserve even if they have a job due to their low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kplace, thus becoming a new vulnerable group.

To dispel the public's concer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nnounce clearly that stakeholders will be consulted earlier and their views wi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o as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for perfecting policies.

The debate on delayed retirement has raged on for some time, but the policy remains unimplemented after so long, while the factors causing the defici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are growing.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policy, should put forward a proposal for enabling substantive public discussion.

延遲退休方案樓梯響 彈性處理服眾莫遲疑

內地城鎮人均預期壽命已經超過80歲，而各機關企業還在沿用1978年訂定的法定退休年齡，即男性60歲，女性職工50歲和幹部55歲，隨着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出生率逐年下降，社保基金入不敷支情况也愈趨嚴重，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原定在上一個五年規劃期間出台，剛公布的第14個五年規劃明確表明要在未來5年內實施，但按目前進展，能否如期實在令人擔憂。

經濟能力好而又想盡快享受優哉游哉生活的職工，希望維持現在的法定退休年齡，經濟能力差想多領幾年工資，希望可以延遲退休，年輕職工更加關心這個政策，因為關乎他們將來的稅負壓力。

社保基金入不敷支的情况已經持續6年，而且退休人員逐年增加，適齡勞動人口從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社保基金虧款是必然的，目前是依靠政府撥款，及從國企額外徵收特別基金彌補，但這非長治久安之計。

延遲退休年齡政策之所以千呼萬喚出不來，跟政府官員左顧右盼有關。有些勞動強度大的工種，60歲幾乎已屆極限；有些工種需要接受訓練的年期較長，比如醫生或者科研工作者，參加工作年齡較遲，而且他們積累經驗對工作效率的作用較大，60歲讓他們退休是人力資源的浪費。男性和女性是否要統一退休年齡，也有很大的爭議。

第14個五年規劃對於延遲退休年齡提出的原則是：「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有關彈性實施這一條，留待各省及各行業根據實際情况處理。

至於「小步調整」，有專家提出設想，法定退休年齡每幾年延後一年，到2045年才最終實施延遲至65歲。激進方案包括，先將男女退休年齡盡快統一到60歲，以及在短時間內延遲到65歲退休。無論保守還是激進方案，都牽涉到是否允許自願選擇的問題。

年輕人擔心一旦延遲退休年齡，他們的工作機會以及晉升機會都會受到影響。而那些自願提前退休的人員，由於他們職場競爭力處於劣勢，即使找到工作也得不到應有的福利和勞動保障，成為新的弱勢社群。

為了釋除大眾的疑慮，政府應該明確宣布，任何出台的政策，都會提前諮詢利益相關方，徵求他們的意見作為完善政策的依據。

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曠日持久，有關政策遲遲沒有出台，而各種影響社保基金入不敷支的因素卻在不斷擴大。負責此事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應該及早提出一個方案，讓大眾可以進入實質的討論。

非本地培訓醫生執業試應公平公正 太高門檻脫離現實

<轉載自2021年3月19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張漢明 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醫生協會會長>

本港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不足的問題非一日之寒，而且日漸惡化。按照2020年公私營醫生人手分配，90%住院醫療服務由公營醫療機構提供的情况下估算，公營醫療系統的人口與醫生比例約為1000：1；私營則為1000：10.7，私營醫療系統的人口醫生比例比公營醫療系統相距高了9.7倍，印證公私營醫療人手嚴重失衡。為了病人福祉及提供安全的醫療服務，我們必須檢視現有的海外醫生考試制度，改變一些沿用多年卻不符合實際的考試方法和內容，避免設立「堅離地」門檻，令考試更加公平公正公開，引入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緩解本地人手不足問題。

考試不應成絆腳石 試題應切合實際需要

香港醫生執照考試經常被一些外國醫學專家稱為全世界最難的考試之一。作為過來人的我感同身受，不少非本地培訓醫生戲稱大學醫學院院長也未必能夠考試及格。簡單來說，現時的執照考試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醫學知識的多項選擇題，範圍相當於醫學生5年課程學習的知識；第二部分為醫學專業英語；第三部分則為臨牀考核，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兒科四大專科。根據醫委會的數字，2018及2019年的第一部分及格率分別是27%及26%；第二部分的及格率分別是87%及80%；第三部分分別是46%及38%，可見非本地培訓醫生的英語考試大多數沒有問題，但第一及第三部分及格率偏低。

設委員會處理考試 考慮未來統一考試

或許有人會認為及格率低並不是制度問題，而是反映應考的非本地培訓醫生能力不足，不應削足適履，降低考試要求遷就考生。誠然，我認為考試難度應該深淺適宜，而且範圍闊度亦應該因時制宜，切合實際臨牀情况，才可確保醫生質素。早前，有曾負責執照考試的大學教授在電台節目中親口承認，執照考試安排的題目不等於臨牀需要用到的內容，很多考題根本臨牀不會用到，反映試題脫離現實。就此，我亦收到不少考生的意見反映。舉例說，第一部分考試範圍甚廣，而有些醫學知識隨着研究進展，已經有所不同，試題不應考核過時又不切合臨牀需要的知識。此外，亦有應考醫生指出臨牀考試中的專科部門，深度達專科中階考試水平，對考生不公平。同時，為準備臨牀考試，負責考試的考官需要安排考場、真實病人及其他醫生的配合，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考試被多次取消。因此，我認為非本地培訓醫生執照試題目程度應該與本地兩間大學醫科生畢業試相近，不能過深，否則是變相設立不合理門檻，排斥非本地培訓醫生。

現時，香港的醫生執照試沿用英式訓練和考試方法，較着重臨牀牀邊考試，而不同國家考生在不同部分表現有異，如澳洲及愛爾蘭考生在臨牀考試表現較好，美國考生在多項選擇題成績則較優異。

為減低考試制度導致的差異及完善考試制度，我認為應成立獨立的委員會處理考試，由醫委會、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本地兩所大學醫學院、醫管局及其他非本地醫學專家組成委員會執行考試，令題目可以因應各個國家的訓練及實際臨牀情况作出適當的調整。長遠而言，香港應以同一準則考核所有在港執業的醫生，統一本地醫科生及非本地培訓回流醫生的考試，當中亦可參考英國即將實行的制度，即要求全國醫學院的畢業生參加統一考試，及格才可成為正式醫生，最終讓整個考試更加公平、公開、公正。

增加考試透明度 檢討實習先決條件

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主要目標是補充公營醫療系統人手不足，考核制度不應設置重重關卡，刁難有心回流香港行醫的醫生。坊間早已有不少意見，如團結香港基金提出要求當局向考生提供考試大綱及預習材料，讓考生掌握全面和更詳細的資訊，更充分地準備考試，達至公平考試原則。另外，擁有實習經驗作為非本地培訓醫生參加執照試的先決條件，對海外畢業的醫科生亦是一大潛在障礙。有些國家如愛爾蘭因保護本地醫科畢業生，未能向海外畢業生提供實習機會，導致希望回流香港執業的愛爾蘭醫學院畢業生不能報考執照試。以往，我亦曾協助處理相關求助個案。然而，這個實習要求都是英美等經濟體參加考試的先決條件，在現時所有通過醫生執照試的考生都必須進行為期12個月的駐院臨牀評估的前提下，當局有空間考慮調整執業資格試前須具實習經驗的要求。

最後，坊間有人提出陰謀論，指修改考試制度將有利於引入內地醫生，甚至質疑內地醫生的英語能力。事實上，內地畢業的醫生和海外畢業的醫生同樣可以參加現時的考試，而且他們的醫學理論及英文底子不錯，在醫學英文考試的及格率，曾達87%。至今，有1000多名內地畢業的醫生考獲香港醫務委員會執照，在香港醫療服務的不同崗位為市民服務。所以陰謀論早應該不攻自破。修改考試制度目標只是令考生獲更公平公正對待，而非要優待來自任何國家的考生。

總括而言，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醫護捉襟見肘，除了導致醫護人員身心俱疲，增加流失率外，更讓病人一等再等，未能及時就醫。漫長的診症輪候時間，嚴重影響公營醫療的服務質素，當局絕對有必要全面檢討現行的考試制度，作出合理及符合現實的調整，並公平對待每一位考生。另一方面，政府應改善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環境及待遇，減少醫護不必要行政和文書工作，吸引在私人市場有經驗的醫生回流公營醫療機構為市民服務。

參考資料：

（1）bit.ly/3vamSke

（2）bit.ly/2OJqsBe

香港人口結構大轉移

 <轉載自2021年3月19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政府統計處年初公布，2020年底香港人口的臨時數字是747.4萬，比對2019年下跌0.6%，是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跌幅。筆者過去文章指出，香港2020年的登記出生數字異常偏低，出生嬰孩只有41,958人，較平常每年5萬多，少了兩成，所以去年人口不增反減屬意料中事。

其實，香港人口是否增加，多年來已不能單靠自然人口的增長，即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而是由來港定居移民的數目來決定；也就是說，香港人口增加多少，本地嬰孩出生的數目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來港定居新移民的數目。因此，新移民數目多寡，及他們的素質，才是影響香港發展的重要考量。政府統計處過去做過一些關於新移民的調查，民間和學術組織也曾進行有關研究，但焦點大多集中新移民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及他們融入社會時遭遇的困難，鮮有從新移民如何影響香港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作分析。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移民素質優秀

還有，過去所做的調查和研究，對象主要是拿單程證來港定居的新移民，但除這些新移民外，入境處其實每年還發出數萬個簽證，准許一些按照其他途徑申請在港居留的人士，其中最為市民熟悉的，是按照「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居港的移民：2019年，這類人士有16,446人，因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的數字減至9093人，下跌44.7%，但比對拿單程證來港定居人士的跌幅（74%），不算太多了；可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不但數目方面是香港人口增長的重要部分，從人口素質的角度看，他們更有提升香港整體人口素質的作用。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包括優才）」開始後，每年約有1萬多人獲准居港。另有一項為人忽略的居港計劃，是入境處根據「一般就業政策」發出的居港簽證。2019年，透過「一般就業政策」獲准居港的人士共41,289人，另有他們的「受養人」24,908人；受疫情影響，2020年透過「一般就業政策」獲准居港的人士，數字下降至14,617，但「受養人」仍有17,383人。

按照「一般就業政策」獲准居港的人士，最終有多少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筆者沒有相關數字，但他們中間不乏內地居民，因為只要他們擁有外國居留權，或在申請之前，曾經在外國居留最少1年，都可申請。換言之，內地居民如有意來港工作，並得到香港公司的僱用合約，他們就算不符合「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也可先到外國居留一年，然後根據「一般就業政策」申請來港居留，並且最終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此外，「一般就業政策」下獲准居港人士，他們的家人可一併申請來港居住。

「一般就業政策」的移民 是本地畢業生競爭對手

若細分「一般就業政策」下獲准居港人士的行業分類，以2019年為例，可見以下幾個行業都佔約5000人（見表），包括：學術研究及教育、藝術及文化、商業及貿易、金融、康樂及體育。除康樂及體育外，其他幾項都是本地畢業生競爭激烈的行業；尤其在教育、商業、貿易及金融等方面，本地幾間大學的商業行政人員課程的畢業生，面對在「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和「一般就業政策」下獲准居港的對手，看來在學歷、技術、工作經驗、國際視野、語言能力等，他們也不一定有優勢。

還要提的，是透過資本投資而獲准居港的人士。到2020年底，憑着資本投資途徑居港的人士共35,449人，其中外國公民2202人，持有海外居留權的中國公民佔絕大多數，共32,436人。這些資本投資者最終會否在香港定居？還是他們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後離開香港？筆者沒有找到相關資料進行分析。

綜合以上數據，香港未來人口的發展，有以下值得留意的地方：

第一，香港的人口結構正出現巨大轉變，來港定居的新移民將成為人口增長的動力。以目前人口增長的趨勢，未來幾年本地出生的嬰孩就算不下降，每年也只能維持5萬個左右，與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內地居民的數目相若，可說互相抵消；若然計算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和「一般就業政策」最終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移民，每年新增非在香港出生的香港居民的數目，將會遠超在香港出生的香港居民的數目；簡單來說，香港人口中將愈來愈多非本地出生的香港居民。

愈來愈多非本地出生的香港居民

2016年香港人口普查顯示，香港居民中有約四成並非在香港出生。在其他國家，非本地出生居民的數目只佔少數。香港的人口結構十分特殊，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本地出生的居民才首次超越非本地出生居民的數目；這種情况看來不久會逆轉，即是非本地出生的人口將再次超越本地出生的人口。香港從來就是移民社會，內地居民來港定居並非新鮮的事，但非在港出生的居民多了，香港的發展會受到怎樣的影響？香港社會將出現怎麼的景象？

第二，新移民對香港的發展將有什麼影響？這是政府制訂人口政策時重要的考量。筆者的同事葉兆輝教授講過：「政府無人口政策可言，無主動檢視過人口發展，完全是『等運到』。」（見《明報》2021年2月19日港聞版）港英時代，政府緊張的，是防止大量中國居民非法進入香港，避免他們成為香港的負擔，對待新移民的態度是讓他們「自生自滅」。到了特區時代，政府曾成立內部工作小組檢討人口發展，但其後發表的報告，關心的並不是如何協助新移民，而是計劃如何引入內地專才和優才，及設立投資移民計劃，重點在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

避免新移民與本地居民分化和對立

政府有沒有人口政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沒有積極的政策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無可否認，回歸初期來港的新移民，多屬基層家庭，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十分殷切，也難免受到社會歧視，一些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更容易成為被排斥的對象。筆者講過，近年新移民的素質已有所提升，但就算他們的經濟條件有改善，在文化、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看來與本地居民仍有距離；新移民一旦成為香港人口增長的主要部分，新移民與本地居民會否出現分化和對立？特別當香港有眾多撕裂社會的政治和社會議題時，政府若處理不當，新移民與本地居民在價值觀念、文化和背景上的差異，會否造成社會更大的震盪？

還有，新移民多了，誰才是真正的「香港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會變成怎麼一回事？以後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