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越海軍 擬聯合巡邏南沙

<轉載自2012年3月30日 明報 中國版>

 

菲律賓和越南計劃在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南海海域進行聯合軍演，並且在兩國宣稱的海上邊界共同進行巡邏。菲律賓《問詢報》報道，菲律賓海軍高層本月11至14日訪問越南，與越南軍方達成相關協議。

割據雙子群礁 將聯合軍演

據報道，菲越兩國海軍同意根據去年10月達成的備忘錄，在南沙群島的雙子群礁進行軍事互動，菲律賓現佔領了這個群礁的北子島，越南則佔領南子島。菲律賓海軍稱，「這包括在這些共同海上領土進行聯合巡邏的計劃」，以及進行海上搜索和救援任務。

菲越海軍還討論了為雙方行動指揮中心設立溝通熱線的可能性，以便協調兩國海軍行動。兩國海軍人員亦計劃分享造船技術，菲國海軍希望派員到越南下龍造船廠受訓。

西沙郵輪航線年內開通 開發旅遊鞏固南海主權

<轉載自2012年3月30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將在今年內開通海南島到西沙永興島的航線，由航行於廣州至海口的郵輪「椰香公主」號承擔。軍事專家指出，開發旅遊業可助中國鞏固對西沙群島的主權。

海軍少將﹕開發旅遊助證「先佔」

中央電視台「環球視線」欄目近日探討中方對越南近月頻頻挑起南海主權爭議的應對之道。主持人勞春燕指出，除了宣示主權及加強打擊越方在南海海域違法行為的力度以外，中方還有一個動作，就是今年內將開設從海南島到永興島的航線，屆時中國民眾就可以到西沙群島遊覽。

出席同一節目的海軍少將尹卓表示，開發西沙群島的旅遊業，對中國鞏固主權會大有好處。他指出，根據傳統國際法對取得領土的「先佔」原則，宣示主權的國家第一是要首先發現和命名相關土地，第二是首先經營和開發，第三是首先實施管轄權和行使主權，而開發旅遊就是經營開發的一個部分，可證明島上有維持駐島人員足夠生存的生產活動。

西沙最大島 永興島有機場碼頭

永興島陸地面積約2.1平方公里，相當於11個維園，是西沙諸島中最大的島嶼。目前，中國海軍和武警在該島有駐軍，島上設有醫院、賓館、郵局與派出所，並且有2個5000噸級泊位的碼頭，還有一條長2400米的跑道，可起降波音737級別的飛機。對於開發該島的旅遊業，許多網友叫好，有人形容「西沙，又一個三亞即將崛起」，還有人提議以永興島為中心，開發到南海其他島嶼的旅遊路線。不過也有不人擔心，開發旅遊業會令當地的優美環境受到破壞。

越南頻挑事 將派僧侶南沙修寺

中國在1974年西沙海戰中擊敗越南，取得整個西沙群島的控制權，但越方並未停止挑起西沙的主權爭議。農業部南海區漁政局在本周二（27日）證實，近百艘越南漁船早前在西沙非法捕魚，中方在3月4日扣押了21名越南漁民，關押於永興島。

尹卓認為，越南漁民的行為是獲越南政府撐腰，意在製造西沙有領土爭議的宣傳效果。越南政府近月在南海動作不斷，本月中旬宣布將派遣6名僧侶到南沙群島，以整修廢棄寺廟之名，宣示主權。

林毅夫回鄉祭祖無望 家人騙祖先「他很忙」

<轉載自2012年3月30日 明報 中國版>

 

清明將至，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在台灣宜蘭的家人表示，他們年年盼林毅夫回台，卻年年盼不到，每年祭祖，只能用同一藉口跟祖先說，「阿毅很忙，在大陸不能回來」。林毅夫的侄兒林植峰說，林毅夫回台的話題每年清明節前一定都會「炒」一遍，但似乎愈炒愈沒希望。

林毅夫在1979年5月由金門游到大陸，自此背負叛國罪名。大陸國台辦近日公開呼籲台灣從人道角度出發，讓林毅夫回台祭祖，但台灣國防部昨表明，林毅夫當年以軍官身分投敵，回台後必須依軍法處置，此事涉及到對國家忠誠的核心價值，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

 

林毅夫33年前以軍人身分從台灣叛逃到大陸，近年多次表達想回台祭祖，但因仍被通緝而無法成行。

日加速佔據釣魚台 中方斥非法爭拗恐升級

<轉載自2012年3月28日 AM730 新聞版>

 

日本前日宣布將釣魚台附近的「北小島」列入國有財產，更列為日本專屬經濟區(EEZ)；中方昨重申擁有釣魚台及附近島嶼主權。這是中方兩周前高調派船到釣魚台巡邏後，日本作出「升級」回應，外界料釣魚台問題勢將再令中日爭拗加劇。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前日透露，海上保安廳上周五按《國有財產法》，將沖繩縣「尖閣諸島」附近4個島嶼中的「北小島」，登記為國有財產，並把北小島列為EEZ的基點。東京政府本月初命名「北小島」等4個島嶼，而其餘3個小島據悉由民間擁有，料不會將該3個島嶼收歸國有。

 

北京斥日行動無效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洪磊重申，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對這些島嶼的主權無可爭辯，因此日本所作的任何單方面行動，均屬非法和無效，也無法改變有關島嶼屬於中國的事實，強調中方繼續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釣魚台主權。

 

按國際《海洋法》，一個國家在所定的基點方圓200浬(約370公里)劃為EEZ，海洋內的資源均屬該國所有，而日方今次行動，將使釣魚台劃入其專屬經濟區內，不接受中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台及周邊海域建議，或進一步令中日關係緊張，未知會否影響日本皇太子德仁伉儷就中日建交正常化40周年訪華計劃。

南海地圖將命名釣島

<轉載自2012年3月27日 明報 中國版>

 

由外交部、國務院新聞辦、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等13個部門組成的協調指導小組周日發表公告，指中國今年將繼續進行有關南海地圖的研究工作，包括編製釣魚島、赤尾嶼等區域地圖地名。公告稱，13個政府部門今年會聯合開展國家版圖意識教育，重點檢查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問題地圖，其中外交及測繪地信部門將負責南海或南海諸島地圖的編製工作。

「一國兩區」，兩岸最大公約數？

<轉載自2012年3月26日 明報 論壇版 作者：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日前與胡錦濤會晤時，突然提出「一國兩區」的新兩岸定位，引起軒然大波。究竟此說內藏多少玄機？

吳伯雄行走台灣政壇數十年，以八面玲瓏著稱，以他的性格斷不會貿然向北京提出敏感的兩岸定位新議。那麼，如何解讀馬英九讓吳選擇在此時提「一國兩區」呢？

回饋北京同意讓準副總統吳敦義出席4月的鰲博論壇顯然並非主因，筆者以為馬英九此舉是要為之前「兩岸和平協定」說的失敗亡羊補牢。

當時「兩岸和平協議」說一出，輿論嘩然，事後馬英九急忙加了一道北京極為忌諱的「公投」門檻，更保證連任後也不與北京政治談判，杜絕了選後拓展兩岸政治關係的可能。因此，馬在此時提「一國兩區」，是為了尋求打開一度自己關上的大門，為未來兩岸政治協商開拓空間。

誠然，「一國兩區」論是經過嚴密推敲而成的產物，它既符合台灣依循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精神，符合增修條文中「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的說明，同時，「一國兩區」在字面上又符合北京「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主張。在國家認同依然分裂的台灣，「中華民國」被視為藍綠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而從「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延伸出來的「一國兩區」是否就順理成章成為兩岸的「最大公約數」呢？

問題顯然並非如此簡單，經過了1990年代的本土化浪潮，台灣民衆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認知與憲法的「一中」框架之間已有相當的落差，馬英九要說服台灣民衆並不容易。同時，由於涉及「台灣地區」治權的合法性問題，北京是否能像當年接受「九二共識」一樣，在「一國兩區」概念中尋找符合北京權力思維的解釋空間，以打開兩岸政治定位的癥結？還有待觀察。

借鑑越南 內地政改尋出路

<轉載自2012年3月22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北京觀察 撰文: 林美芬>

最近，北京的氣氛有些詭異，核心地帶的軍警多了；走到哪裏人們都在談政治、談重慶事件、談各種傳言，貌似人人都在參與國事。

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上周閉幕後，京城罕有地下了一場春雪。隨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在重慶失勢，京城的傳言滿天飛。

重慶風波 溫總兩會有備而來

從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講話，到翌日（15日）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再到近日北京和網絡上流傳着的各種傳言，都凸顯了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中共高層權鬥之激烈。

重慶前副市長王立軍上月精密部署進入成都美國大使館，目的就是要與舊主薄熙來，來個「魚死網破」。這使北京高層權爭內鬥公開化。

敏感的政治問題總是由外國媒體來提問。在3月14日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的中外記者會上，溫總理特別延時間給記者多兩個提問機會，現場的記者已在猜，溫總可能是給機會外電問王立軍事件。最後提問的路透社記者不負眾望，當他提到敏感字「重慶」的時候，現場不少記者互打眼色，發出會心的微笑。

溫總理對王立軍事件是有備而來的，人們也在屏息靜氣等待他的回答。他在聲明中央高度重視王立軍事件後，在全世界的攝像機前面公開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汲取教訓。」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在現場引起一陣騷動。

唱紅打黑如文革 中國受不起

當天，溫總理再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他說，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溫家寶強調中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指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因此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溫家寶在總理記招的大膽言論，讓大家感到意外、震撼。當天，他就像一個孤獨老人，對着全世界的攝影機，向着數以億計的觀眾，為中國政治改革發出最後的吶喊。

從他的講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份緊迫感。

事實上，重慶文革式的「唱紅打黑」，讓全國富人、精英感到恐懼，近年出現的移民潮，跟重慶的文革重現模式有莫大的關係。說真的，中國再也經不起這種文革的折騰了。

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開場白看似自責，為上任9年來的工作不足而公開道歉、請求寬恕，自嘲承認「政策不出中南海」，人們透過電視機，看到這位總理的無奈和悲屈。

「如不政改，文革有可能再發生。」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溫家寶總理發出如此警告，極具震撼性，凸顯了政改阻力重重。

有人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權力就不能得到有效制衡，釋放私權利的過程就無法持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所以，沒有政改的配合，經濟成果就像建築在浮沙上的城堡，一切繁華都可能在頃刻之間坍塌。

改革只能前進 停滯沒有出路

政治體制改革是當前社會上下的一個共識，不盡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社會可能面臨更大的危機。不進行政治改革，不改變腐敗的現狀，不改變當前貧富差距懸殊的局面，文革思潮早晚還會重來，文革慘劇還可能會重演。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現在中國內地最需要的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人們都在說，不改就會大亂，不改就會亡黨亡國，可改了又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當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團，政府改革最大阻力也來自政府自身。

越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後，越共並沒有喪失政權，反而增加了政權和社會的活力，鞏固了執政地位。越南或可成為中國政改的一面鏡子。

中國未來的發展，會出現甚麼樣的局面︰政改、政變、還是革命？

中國經不起政變和革命的折騰，加快推動政改是唯一的出路。中國未來發展取決於政改成敗，重慶事件的發生，再次表明了加快政治制度改革的緊迫性，用制度體制來保障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

中國未來的發展，將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敗，正如溫家寶所言，「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美國中東玩火 中國西進良機

<轉載自2012年3月21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大國博弈 撰文: 凌鵾 經濟分析員>

美軍到處橫行不斷製造醜聞，也不斷給美國帶來麻煩，在阿富汗繼燒可蘭經後，又發生槍殺眾多婦孺平民的慘劇。美國力圖把這塑造成個別頭腦有問題士兵的單獨行為，實際上連由美國扶植起來的阿國政府，亦早已公開要求美軍停止夜襲民居行動。

是次慘劇是否此類行動出錯的後果不得而知，但顯示美國在西亞、中東等地仍泥足深陷進退兩難，長此下去必將影響美國在區內及全球的地緣戰略部署。

美軍濫殺村民 國際形象全毀

美軍暴行加深了阿富汗局勢的動盪，奧巴馬雖表明事件不影響美國撤軍計劃，但實際上美國處境更為尷尬，一是更難維持撤軍前後的局勢穩定，二是更難於與塔利班達成體面的撤退協議，三是與阿國政府之間的矛盾加深。更嚴重者是美國的國際形象受損難補，美軍帶來自由、民主的口號早已不敢再叫響，現時連維持基本秩序也難度日增，何況還將影響到美國在整個中東及周邊回教地區的公信力。

美國常以維護人道主義者自居，說專制統治者是戰爭犯子，卡達菲及敘利亞的阿薩德等都被列為此類，實際上最大的戰犯就是美國領導，不單給阿富汗及伊拉克兩個反恐戰中被佔領國帶來深重災難，現時還想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民眾運動，在區內上下其手重振影響力及重奪主導權，以為以「強硬」姿態反對一些獨裁領導便可揩些油水。實際上這又再次暴露美國霸權主義的雙重標準與偽善。

西方所謂反專制 存雙重標準

其中最明顯者是巴林的例子。巴林國內佔七成的什葉派人民一直受歧視，故對統治了逾200年的遜尼派皇族不滿，如他們很難獲得政府工作及相應優待。在「阿拉伯運動」中，巴林人民同樣起來爭權卻被鎮壓，更荒謬者是連救護受傷示威者的醫護人員亦被控告。但美國繼續支持國王而只發出溫和的勸喻，與在利比亞及敘利亞的強硬態度迥然不同，甚至部分美國議員亦看不過眼，要求停止對巴林資助。當然，美國不會放棄巴林，因這是重要軍事基地所在，對美國控制波斯灣至為關鍵。

在巴林事件中，大力推動以軍事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沙特阿拉伯同樣是雙重標準。巴林能成功鎮壓示威抗議的關鍵是沙特派軍支援，開壞了國際干預的先例，將來必後患無窮。沙特的目的是支持其他遜尼派專制政權以對抗什葉派強國伊朗的影響，美國及西方對此隻眼開隻眼閉並加以利用，形成了西方與沙特間互相利用的「不神聖聯盟」。但由此引發的教派衝突及仇視，必令地區難保安寧，而沙特或最終引火燒身。

事實上，比鄰巴林等海灣地區的沙特東部省（Eastern Province），既是主產油區也是什葉派人民聚居地，地緣戰略及政治形勢十分敏感，而這裏情況並不安寧。沙特統治的專制程度比利比亞及敘利亞更高得多，如設有宗教警察到處干預人民私生活；又如女人仍不能駕車，否則會被控告，在工作上亦受歧視。言論自由更受嚴限，如有人報道貧窮問題便被拘捕（以上見英國《經濟學人》3月3日號）。由此亦更凸顯了西方的所謂反專制，全是超級偽善行為。

無助政經維穩 西方偽善盡顯

還須注意多個「變天」國家如埃及、利比亞及也門等，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政經困境，經濟敗壞民生艱難自然不在話下，更嚴重者是政治分裂日甚。在埃及，少數的族裔及宗教（如基督教）受到欺壓，而也門及利比亞的問題更甚。在也門首都，政府及部族武裝互相對峙劃地分治。筆者曾遊歷這個充滿天方夜譚式神秘的美麗城市，故對此尤感痛心。在也門東南部「基地」組織已佔領一些城鎮，趕走了政府軍實行自治。

在利比亞，東部的昔蘭尼加地區已宣布自治，北方的米蘇拉塔港口大城則由民兵嚴守，禁止外人進入，在首都的黎波里各派民兵也佔據地盤抗拒整編。所謂中央政府政令難通，國家只有分裂之險，卻打腫臉充胖子去捐錢給敘利亞反對派作「人道」援助。

西方在埃、利、也等國都採高姿態，搶佔道德高地煽風點火，但對當地穩定局面改善民生卻少有具體協助，形勢發展既對該區不利，長遠來說更對西方毫無好處。相反，有危則有機，中國如識利用，將有利於拓展「西進」戰略，故必須認真深入探索應對策略。

空少一飛63年 如繞地球800次

<轉載自2012年3月19日 明報 國際版>

 

美國聯合航空入行63載的「空中老爺」阿卡納今年已83歲，是全美年資最長的空中服務員之一，即使去年曾接受膝蓋關節手術，但迄今仍為穿梭美國本土與夏威夷的航班服務。

1949年，21歲的阿卡納（Ron Akana）得悉聯合航空聘請8名空中服務員，當時他穿着夏威夷恤，混在大批西裝筆挺的年輕人中應徵，原以為自己機會渺茫，但憑藉鍥而不捨的精神，每周致電人事部經理查詢招聘情况，終在400多人中脫穎而出，在航機上服務至今，飛行逾3200萬公里，相當於環繞地球800次，來回月球和地球40次。

美國逾四成空中服務員年過50，只有不足兩成34歲或以下。全美最老的空中服務員相信是達美航空的87歲空中少爺里爾登（Robert Reardon），但他卻比阿卡納遲兩年入行。阿卡納年薪約82萬港元。

中日新戰略 釣魚島告急

<轉載自2012年3月19日 明報 論壇版 作者：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中日兩國近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劍拔弩張，火藥味十足，隨時都有可能引爆兩國自從二戰以來的首次軍事衝突。

北京剛開完「兩會」，中國海監50、66巡航編隊隨即高調抵達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中國此舉意味着自從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以來繼出動漁政船後，在「保釣」行動上的升級。

其實，中日雙方近期都在調整戰略，這是釣魚島爭端日趨緊張的背景。一方面日本「兵分五路」，企圖鞏固對釣魚島的「實效支配」，而中國則在「保釣」上逐漸從民間走向官方。

首先，日本在軍事上計劃在10年內在沖繩附近海域部署2萬軍力，法律上傾向以「國內法」處理「入侵」釣魚島的外國船，在行政上突然為釣魚島周邊巖礁命名，教育上則在教科書中寫明對「尖閣諸島」的主權，管理上則縱容地方議員私自登島。

針對日方的一系列舉措，中國也在全面調整「保釣」戰略，一方面繼續阻止民間保釣人士出海，另一方面則出動官方船執法。北京的反制措施，一方面符合維護海權的新戰略，另一方面也呼應了民間對官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維持鄧小平當年「擱置爭議」方針的不滿。

隨着中國「保釣」行動從民間走向官方，釣魚島局勢日趨緊張，隨時都可能一觸即發。而日後可能發生的衝突，不再是日本官方對中國民間，而是中日兩國官方的直接衝突。

顯然，中國的目的是要日本收回「尖閣諸島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並逼迫日方坐到談判桌上來。雖然在可預見的將來日本就範的可能不大，不過隨着中日兩國國力的逆轉日益明顯，日本屈服的時間點已進入倒數。

海監巡南沙 頻見外國鑽油台

<轉載自2012年3月19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海監船編隊在南海海域執行今年第3次例行巡航監視，最南達到曾母暗沙以南的北緯3度附近。組成巡航編隊的是3000噸級的「中國海監83」號和1500噸級的「中國海監75」。編隊在南海陸續發現一些外國鑽油平台，規模有大有小。在海監船靠近時，有些平台透過電台公共波段喊話，海監船根據具體情况，一部分不予回應，一部分表明身分，強調是在中國領海執行巡航任務。海監執法隊員並記錄下這些鑽油平台的圖片及影音資料。

九霄竹戰 中國客機艙特設麻將

<轉載自 2012年3月18日 明報 港聞版>

既然是私人飛機，機內設備當然可以度身訂做。SinoJet執行總裁劉暢介紹，曾有中東客人訂製飛機，要求機上擺設全以真金打造，亦有中國人要求在機上設麻將枱，要在萬呎高空攻打四方城。

 

中東客機上擺設全真金

私人飛機除了賣享受，私隱度極高也是其賣點。記者月初採訪時曾到訪香港商用航空中心，當時正值北京舉行兩會，中心內不少富商名人、政界人士如「小賭王」何猷龍、新世界主席鄭家純、星島新聞集團主席何柱國先後現身，航空中心成了名副其實的富豪俱樂部。

香港商用航空中心雖然位於赤角，但與機場客運大樓有一段距離，需乘私家車或的士來往。

中心設計簡單，甫踏進大堂便是候機室，落地玻璃窗外就是停機坪，登記時，乘客只需步出大堂就可以進行過境及清關手續，然後步出停機坪登機，若停泊位置較遠，中心會安排專車接送。

禁拍攝機身免泄豪客私隱

由於名人眾多，中心保安戒備嚴密，不准拍攝，包括任何私人飛機外貌，因為機身上有編號，以免客人資料外泄。不過，現時多個飛機發燒友網站，公開了不少私人飛機照片，並記錄編號、行程，令私人飛機的一舉一動都可追蹤得到。

至於機艙服務，私人飛機管理公司會提供機組人員和維修團隊，人員從全球招聘，每次起飛最少要兩名機師及一名空服員隨行，他們的薪酬亦較民航機人員高近倍。

現時在港私人飛機主要停泊在香港商用航空中心機庫，但空間有限，部分要泊在機場航空管制塔附近。

私人機飛1小時花7.8萬 升降8年增6倍 養機費不菲

<轉載自 2012年3月18日 明報 港聞版>

 

在3萬呎高空享有絕對私人空間，並非普通百姓可以享受，難怪特首曾蔭權亦抵不住誘惑。私人飛機在香港愈來愈受富豪歡迎，民航處數字顯示，私人飛機在港升降架次過去8年間增幅近6倍，而本港登記私人飛機亦由2008年的8架，增至現時的30架。

 

要擁有私人飛機，「入場」就要逾億元，養機亦所費不菲，有私人飛機管理公司表示，私人飛機每個飛行小時開支可達1萬美元（7.8萬港元），機主出租飛機成新趨勢。明報記者 陳家俊

私人機管理公司﹕內地客佔八成

去年進駐本港的中國商務航空管理公司（SinoJet）現管理6架私人飛機，分佈香港和內地。SinoJet執行總裁劉暢接受訪問時表示，目前八成客戶為內地客，包括富豪、地產商和明星，「有上市公司到各國做IPO路演，如坐民航機要兩星期才完成，但坐私人飛機包機只需一星期」。除商業用途，亦有客人為旅遊而購買私人飛機。

劉暢指出，香港能吸引內地客買飛機，除內地進口稅高達23%、本港航空市場較成熟和具人才優勢外，外匯管制令內地人購買海外製造的飛機審批時間較長，亦是原因之一。

波音、Bombardier和Gulfstream都是主要私人飛機生產商，不少富豪名人均為「捧場客」。劉暢說，一架私人飛機售價最低約1000萬美元（7800萬港元），亦可高達6000萬美元（4.7億港元）。至於購機後養機開支，一般營運費用介乎4000至1萬美元（每飛行小時），燃油費、維修費及機組人員工資佔其中七成半，其餘為停泊費、申請航權、機上餐飲和地勤服務等。

安排登機 每次1.2萬起

私人飛機在港升降的客運服務，均由香港商用航空中心負責，中心行政及業務拓展總監張美儀表示，基本登機服務、搬運行李、安排專車接送至停機坪、保安、出入境等手續費，「一條龍」全包收費每次最低1.2萬元。此外，每當有私人飛機升降，入境處和海關都會派員到中心辦理出入境和清關手續，一般情下，每分鐘收費約為30港元。

新機未必人人買得起，故不少人轉向二手市場，亦有機主會選擇以「包機」型式出租飛機，最低消費每個飛行小時4000美元（3.12萬港元），不少富豪名人會包機到馬爾代夫、歐美等地度假旅遊。

在港私人機料逾60架

根據民航處數字，在港私人飛機的升降架次，由2003年的1287架次，增至2011年7134架次，平均每日有20多班私人飛機升降。在港登記私人飛機亦由08年的8架增至現時30架，但數字未計停泊在港的海外註冊私人飛機。路透社早前報道，估計在港私人飛機數量已達60多架。

張美儀表示，鑑於過去數年私人飛機市場迅速增長，商用航空中心正興建第三個停機庫，最少可放6架飛機，預料最快今年第二季啟用。

海監船巡釣島 日文警告日艦

<轉載自2012年3月17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海監50」與「海監66」組成的中國海監定期維權巡航編隊，昨晨抵達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附近海域巡航，與日本海上保安廳「PL62」巡邏船狹路相逢，中方向日船發出警告，並首次以日文警示「釣魚島以及附近島嶼都是中國領土」。

 

日提外交交涉

國家海洋局昨日宣布，昨晨5時許，海監船編隊抵達釣魚島海域巡航，在發現日本PL62巡邏船後立即喊話，表明身分及申明立場。PL62不予回答，尾隨跟蹤中方編隊，海監船編隊則繼續巡航。

日本新聞網引述日本海上保安廳的消息說，中國海監船昨晨出現在久場島東北40公里的海域。9時38分左右，海監50「侵入日本領海」，日本巡邏船發出警告，海監50的大電子顯示屏上首次以日文打出「釣魚島以及附近島嶼都是中國領土」的警示牌。日本政府接報後，在政府危機管理中心內立即成立官邸聯絡室，並透過外交渠道向中國提出交涉。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回應說，中國海監船是正常巡航執法。

《解放軍報》記者發自海監50的報道稱，這是海監50與66投入服務後首航釣魚島。

中國海監巡航我國領土釣魚島。

 

“中國海監50”在電光顯示屏上同時用中、英、日三種文字打出“我們正在該海域巡航。釣魚島及其周邊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字幕。

中國海監66船。

日本海上保安廳“拓洋”號海洋調查船。

 

“中國海監66”船在沈家門錨地休整。

日本人的「南京事件」觀

<轉載自2012年3月17日 明報 論壇版 作者：林泉忠 日本琉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準教授>

 

今年是中日兩國恢復邦交40周年的重要年份，雙方早已安排了一系列慶祝活動。然而，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於2月20日公然在到訪的南京市代表團面前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隨即引發中方一連串的反彈，使今年應有的友好氣氛蒙上了陰影。

 

中日關係40年的「不定時炸彈」

南京政府已宣布暫時中止與名古屋之間的官方交流，取消了原定於3月舉行的「中日友好南京柔道館」開館二周年紀念儀式，同時推遲了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與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共同舉辦的「日本文化周」活動。

然而，事件並未因南京市的一系列反制措施而平息。河村於2月27日召開記者會，繼續為自己辯護，同時拒絕收回相關的言論。到了3月2日的名古屋市議會上，日本共產黨籍議員鷲野惠子在質詢中以嚴厲的口稱：「市長的言論已經發展成外交問題，影響到日本國內的出口，影響到包括觀光業的本地經濟，（市長）應道歉並撤回相關的言論。」不過，河村仍堅持早前在記者會上的辯解，只稱「希望與南京市坦率討論，繼續發展雙方的友好關係」。

在如何「正確」認識日本侵華戰爭等「歷史問題」上，戰後日本社會一直存在許多爭論，不僅成為兩國民間友好交往中尷尬的「敏感」問題，也成為導致中日關係惡化的不定時炸彈。

河村之所以如此「口硬」，其實除了個人因素外，也反映了該議題在日本戰後60多年來爭論不休的弔詭現象。

日本政府對「南京事件」的態度

多年來，「歷史問題」透過幾種層面呈現，包括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文部（科學）省通過「右翼」史觀的歷史教科書、中國戰爭受害者到日本法院提出訴訟要求賠償、日本於中國東北的遺留毒氣彈處理問題等等。除此之外，歷屆日本官員個人否認過去戰爭罪行、推卸戰爭責任的「失言」，不僅每每喚起受害者的慘痛記憶，也刺激反日民族主義的高漲，成為導致日本與鄰國之間的「歷史問題」揮之不去的重要因素。

其實，河村的言論在日本並非個別事件，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觀點早已有之。

「屠殺否定論」的登場

「南京大屠殺」，在日本多以「南京事件」稱之。雖然1946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認定大屠殺的事實，並清楚指出被屠殺的中國人「超過20萬人」，然而由於日本的教科書大多輕描淡寫，因此一般人對該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不熟悉。值得強調的是，戰後日本之所以能在經歷過美國佔領期間後重新出發，發展至今天的格局，其前提是接受了這個在日本俗稱「東京審判」的結果。因此，戰後日本歷屆政府並不敢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

另一方面，日本社會對「東京審判」卻也一直存在異議，認為是「勝者對敗者的審判」，質疑其公平性。

在質疑「南京大屠殺」史實方面，最早在日本社會引發廣泛關注的，要數作家鈴木明於1973年出版的《「南京大虐殺」之虛幻》。此書問世後，「屠殺否定論」者層出不窮，主要論者還包括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殺的最高責任者松井石根的前秘書）與東中野修道（歷史學家、日本「南京」學會會長）等。雖然有更多的歷史學家如洞富雄（早稻田大學教授）、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學教授）、藤原彰和吉田裕（同為一橋大學教授）等透過論證加以駁斥，然而「南京大屠殺」的爭論並未因此停止。

「否定論」在網絡的散播與影響

另一方面，「屠殺否定論」出現在國際媒體，並因此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是1990年時任日本眾議院議員（現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雜誌《花花公子》的採訪中，直言「南京大屠殺」是「謊言」、「中國人編造出來的故事」。此一採訪經刊登後震驚國際社會，並一度引發國際史學界對此一事件探究的熱潮。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於1997年出版的名著《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便是在此一脈絡下問世的。

然而，國際輿論的壓力並未使日本社會圍繞在「南京大屠殺」的爭議銷聲匿。不僅如此，日本社會在90年代後期開始右傾化，以「右翼」文化界人士組成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也開始編寫改變「自虐史觀」的教科書。一時之間，「右翼」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日本的書店。而網絡的興起，也使「右翼」史觀大量充斥於網路世界，對原本在戰爭責任上缺乏清晰認識的日本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造成不可低估的影響。年前，在筆者任教的日本大學課堂上，負責以「南京大屠殺事件」為題發表的學生就在報告中指出「『南京大屠殺』有『存在』和『不存在』兩種觀點」，聽者便留下了「該事件有待釐清」的印象，該名學生坦承此一說法來自網絡上的言論。

「南京大屠殺」在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中，扮演指標性的重要角色。戰後國人透過「南京大屠殺」的述，了解到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包括「憤青」一代的「反日」情結，也大多來自大屠殺相關的圖片與描述。另一方面，對許多不願直面過去侵略戰爭的日本「右翼」及許多日本民族主義者而言，「南京大屠殺」則是最刺激他們民族自尊心與榮耀感的死穴。

1995年，曇花一現的社會黨籍首相村山富市在「戰後50年」之際，反省過去日本對鄰國發動的侵略戰爭與殖民主義統治，並首次清晰地對亞洲受害者道歉，此一「村山談話」後來成為歷屆日本政府沿襲的外交精神。不過，民主黨政府雖然不支持河村的言論，從鳩山至今的3屆政府在「歷史問題」上也不再與中國過不去，然而從「隱性右翼」野田佳彥的上台，到河村的「突然發難」，再到石原慎太郎的加持，在在反映了「歷史問題」這顆中日之間的不定時炸彈，隨時都有可能如2005年一樣，在未來的中日關係中引爆。

溫家寶總理的悲情

<轉載自2012年3月17日 明報 筆陣版 作者：吳康民 >

 

溫家寶總理在任中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舉世矚目，中外記者雲集，會議長達3小時。

 

本來，溫總理的全面對國情的述和決策，應見於他在人大會議開幕那一天的《政府工作報告》。但大家知道，政府工作報告是「集體創作」，缺乏溫總的個人風格。而且幾經刪改，只能四平八穩，難見真章。而記者招待會，卻是即興發言，並回答記者刁鑽而尖銳的提問，其感情流露及肺腑之言，都在在值得細味。難怪有報章的標題說﹕「感言情動全場」。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說的這一段話﹕「我真誠希望，我，連同我這一生，給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它忘記，並隨我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

人民怎會忘記呢。新中國建立以來，有3位好總理。第一位是擔任總理27年的周恩來，忍辱負重，力挽狂瀾。在晚年病重之際，仍遭受「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誣陷和折磨，要插贓嫁禍。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同時，把早已澄清的「叛徒」問題，重新炒熱。以至鞠躬盡瘁一生的周總理，在臨終之前，仍口中念念有詞，說「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叛徒」。

第二位是鐵腕總理朱鎔基。他以不留情面、鐵腕施政著稱，也說了許多有性格魅力的話。他在開始當總理時，便說了「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更在打擊某些高官和高幹子弟等權勢人物的貪腐事件時，說了如下的狠話，「先打老虎後打狼，更準備一百口棺材，其中也有我的一口，可以同歸於盡，換來長治久安」。

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周恩來總理，在他逝世的時候，雖然「四人幫」下了禁令，但十里長安街，萬人空巷站在路前悼念的情景，至今想起都仍然令人十分激動。

朱鎔基退休10年，絕跡官場，不問時政。在任時便不是拉幫結派，更不到處題詞。退休後便讀書拉二胡以自娛。但是他的書一出版，洛陽紙貴，這是他稍感安慰的。

溫家寶為什麼希望人民要把他忘記呢，因為他壯志未酬啊！他的種種施政，都給人譏為「政不出中南海」，社會上的阻力是多麼大啊！他所力主的政治改革，在中央來說，的確是曲高和寡。甚且有些話在內地報章卻給宣傳部門刪掉。有的人為了抹黑他，還編造他家人的許多謠言。所以在這次記者招待會後，外國的傳媒的評論是﹕自信直率而略帶傷感。

他在記者會上說﹕「擔任總理期間，謠諑不斷，我雖不為所動，但心裏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這種痛苦不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痛苦，而是獨立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對社會感到有點憂慮。」是的，流氓作家余杰還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國影帝溫家寶》，諷刺他只會「作騷」呢。

曲高和寡的政治改革

溫家寶力主要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是繼承鄧小平生前倡導的遺願。但是當前既得利益集團在政治經濟領域中的控制根深柢固，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對權力制衡的制度化，寸步難行。不是權力核心中人的袖手旁觀，就是有人以五個不搞來對幹。雖然誰也不敢公開反對政治改革，因為這是鄧老頭子生前白紙黑字寫下的遺言。但是，只說不幹，有心人只能徒呼荷荷。

溫家寶肯定烏坎村的民主選舉，並說要「按照這條道路鼓勵群眾大膽實踐，逐步向上」，這就是要求民主制度循序漸進。但是，烏坎村的經驗能否在全國推廣，是否能從村到鄉鎮直上縣市呢，我們還是不能抱太樂觀的態度。

溫家寶說，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但他說，「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10年總理的道路並不平坦，「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史書將會肯定這位人民的好總理。「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相信在這最後一年的任期，他一定能做好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防止貧富過於懸殊）等五件事情。

我們也相信，時代在前進，溫家寶總理雖然不能說是「做得最好」，但下一任的一定能「做得更好」。

搭機被惹怒 婦意粉倒乘客

<轉載自 2012年3月16日 明報 港聞版>

 

居住西半山豪宅的退休婦人，聲稱其新加坡友人中風致心情差劣，今年2月由當地坐飛機返港時，因前座乘客將座位移後，致她被熱水淋到，一怒之下遂將餐盤倒前令對方滿身意粉。婦人昨於荃灣裁判法院承認普通襲擊罪，判罰5000元及向事主賠償1000元。

 

居西半山 認襲擊罰款

被告阮惠嫦（57歲）報稱退休人士，居於半山干德道帝豪閣一單位。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她與另一人於1996年以885.7萬元購入單位。辯方求情稱，被告退休前當秘書，案發前新加坡友人中風後癱瘓，心情差劣，加上當時被撞倒，因壓力大而犯案。裁判官指會影響機上乘客，告誡被告要檢點。

移後座位熱水淋腳觸發

案情透露，被告及事主鍾廸康均於今年2月12日，乘搭國泰航空CX716，由新加坡往香港。被告坐在事主後座，兩人不相識。晚上約8時20分，鍾移後座位，導致被告枱上水杯淋向其右腳。鍾轉身後發現被告被激怒並責難他，他問被告是否需要空姐協助後，便轉身向前。

30秒後，鍾感到有東西拍向頭部，又有食物倒向他，其衣服及手袋沾滿意粉。他見到被告站在旁邊，繼續指罵他，雙方遂起衝突。空姐見狀分隔兩人並安排至其他座位，鍾抵港後報警。有同機乘客目睹被告站在座位旁，將托盤食物推前並撞向鍾。

 

【案件編號﹕TWCC690/12】

公款消費失控 嚴重堪比腐敗

<轉載自2012年3月16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北京觀察 撰文: 林美芬 >

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剛剛閉幕，在兩會期間，「三公消費」成為了關注熱點，《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嚴格控制「三公經費」。

公款吃喝 喝走一個西湖

所謂的「三公消費」，就是公車購置和運行費、公款接待、公費出國等三項經費加在一起的統稱，而「三公消費」也成為了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遊。

據全國政協委員在兩會提案稱，內地僅公款吃喝，一年就吃走了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數字大得嚇人。而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直言，全國政府機關喝酒量總和，就像每年喝走了一個「西湖」。

「三公消費」是用納稅人的錢來消費，據兩年前的估計，「三公消費」規模達1萬億元左右，佔據着國家財政支出約10%，「三公消費」也被戲稱為財政支出的「三座大山」。所以，套用全國人大代表、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的一句話是：「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因此，多年來，遏制「三公消費」的呼聲不絕於耳。

「官家一頓飯，百姓幾年糧」

國人「無酒不歡」，公款消費使貴州茅台酒等內地品牌白酒價格飛漲，成為了奢侈品。以茅台酒為例，零售價從2003年的200多元，飈升到去年的2,000多元，10年來價格漲了近10倍，但依然供不應求。

在「三公消費」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有全國政協委員提交「三公消費禁喝茅台」提案。茅台高管劉自力在公司的商品發布反問：「三公消費禁止喝茅台？那麼我請問你，三公消費應該喝甚麼酒？我們省委書記也說過了，如果三公消費不喝茅台，那麼你去喝拉菲嗎？」

「三公浪費」和茅台高管的言論，使茅台酒成為了箭靶。事實上，公款吃喝問題不在喝不喝茅台，「三公消費」高也不是茅台酒的錯，茅台酒之所以引起激烈的討論，因為「三公消費」花的是納稅人的錢，背後存在亂花公款、亂花納稅人錢的問題。

全國政協副主席、審計署前審計長李金華在兩會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鋪張浪費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比腐敗更嚴重，當前大手大腳花錢的作風沒有得到根本遏制。「政府部門能緊一緊，省一省，作風方面稍微改進一下，一年省幾千億元不成問題。」

所謂「官家一頓飯，百姓幾年糧」，公款消費一年吃走3,000個億，喝走一個西湖，這讓老百姓情何以堪？如果把「三公消費」省下的錢用於社會民生，那該會解決多少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

「三公消費」既然是花納稅人的錢，就應告訴民眾每一筆錢是如何花的、每一個出國項目考察目的及成果、每一輛公車花多少錢買的、每筆公務接待的人均消費多少。

倡透明監督 效日本自掏腰包

要遏制公款亂消費現象，首先建立財政預算約束制度等手段，或者可以借鑑香港做法，對「三公」經費用途、經費限額、使用權限、違規問責的詳細規定，將「三公」經費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地公款消費之所以失控，弊端叢生，原因還是公權力缺乏約束，公開力度不夠，形成了消費無限制局面。只有當公務消費透明化，公款亂消費的現象，才能會稍為收斂一些。

「三公消費」問題中，又以公款吃喝尤為嚴重，在內地公款吃喝應酬，已慢慢變成「灰色腐敗」，要遏制「三公消費」並非易事，其阻力正是來自於公權機構不願輕易放棄豐厚的資源和既得利益。這得從公款用餐制度上進行改革，推動公款消費透明化，讓社會一起進行監督。

在日本，日本政府機構舉行的活動，絕大多數並無公費宴請等內容，活動參與者多是光顧食堂或外賣套餐等，聚餐活動基本上也是當事人自掏腰包。

話說回來，公款消費一直是內地社會消費的有力支撑，在北京，高級食肆愈開愈多，並且生意紅火，公款消費佔了相當多的部分。如果沒有「三公消費」或者消費大幅減少，相信內地消費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中國經改30年 政改淪空喊

<轉載自2012年3月16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另眼看新聞撰文: 區家麟 資深新聞工作者>

北京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會議，是全球議會奇景；一個3,000人組成的立法議會，人數之多，世界之最；一年只開十天會，議員清閒，應屬全球第一。

環境影響心態，屁股指揮腦袋。德國柏林的議會大樓，穹頂透明，民眾可以居高臨下，俯瞰監察議員，人民至上，議員在下；香港新立法會大樓，公眾席設在高處玻璃室，亦取其公開透明、議員監察政府亦同時受公眾監察之意。北京人民大會堂，天花是一顆巨型紅星，黨國標記至上，如巨靈壓頂，氣勢逼人，人大代表只是渺小一員。

三千代表 僅當領導人布景

3,000人如何議政？大會堂的巨大觀眾席加舞台，本來就是一個做騷看戲的場景。主席台上坐滿國家領導人；本來人大會議根據憲法，掌握最高權力，負責監督行政機關，有權否決政府提案；如今，被監督的對象，反而高高坐在台上，反客為主。誰是主角，誰是無力的旁觀者，一目了然。

尊貴的代表，看完戲之後做甚麼好？採訪過北京兩會的記者應深有同感，每天目睹兩會代表把握機會飲茶吹水、交際聯誼、洽談生意。內地敢言學者形容兩會是「全國最大派對」、「中國政治嘉年華」、「各界大佬聯誼會」，很有道理。

當然，論政還是需要的，按議程這3,000人要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計劃、政府開支預算和重要法例，十天內要完成，何其忙碌。3,000人不可能同場議政，只能分組討論；然而，小組會議，又常淪為恭聽領導人重要講話的時間，真正的質詢監督，似有若無。

會議期間，領導人意見是記者焦點；會議結束，一年一次總理記者會「真情」剖白，又是傳媒主菜，官員搶佔鎂光燈，永遠是主角。議了甚麼政？觥籌交錯間，今年人大通過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代表着異見人士被秘密拘留、「被失蹤」已經合法化。

改革「兩會」之聲早聞，代議士的榮耀不是分餅仔，首先要大幅減少人大委員數目，才有可能認真討論；開會次數亦應較頻密，而非由閉門運作的人大常委把持重要決定；人大委員也應該職業化，複雜的法律，非北京十天遊能夠審議。

烏坎民主選舉 全國欠東風

人大委員的代表性亦為人詬病，現有組成，以城市精英為主，所謂精英，多為大官與大款。全國有兩億多農民工，人大代表裏有多少農民工？3個。

改變也是有的，以往人大代表的城鄉人口比例，設定為四比一，即假設一萬個城市人可以選一位代表，4萬個農民才可以有一位代表。來屆人大席位重新劃分，城鄉根據人口比例「同票同權」，算是進步。這項改變亦彰顯，人民代表大會作為議政監督體系，框架已存，法規亦備，只欠東風。只要官員不阻公民參選，烏坎式的民主選舉上延至省市各級，制度上並無難度；只要人大會議形式略改，也很容易蛻變成一個充分發揮監督作用的健全議會。

30多年經濟改革，人民大會堂對面，中國已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國家博物館；長安街上，奔馳着令人艷羨的名車；天安門廣場內外，公安的先進監控系統無處不在。獨是大會堂內的國家議會，體制數十年幾無寸進。

最大的悲劇，在總理溫家寶的記者會上，他再次眼神憂戚，空喊政治改革，而他在位9年，體制紋風不動。

薄熙來治渝啟示 ： 強政權人治難長遠 重民權法治可久安

<轉載自2012年3月16日 明報社評>

 

重慶「打黑英雄」王立軍出事後，提拔他的薄熙來受到什麼影響，備受關注，現在薄熙來被免職，日後薄在黨紀國法會否還要承擔責任，尚待事態發展。綜觀薄熙來治渝4年，推行「唱紅、打黑、共富」等政策，不但在全國、在國際也矚目，引發熱切討論。薄熙來在重慶轟轟烈烈幹了4年，是否觸及中共路線之爭，尚待觀察；不過，由他和王立軍所處身個人仕途橫逆景况，若有所謂「重慶模式」，實踐結果顯示這樣的模式有重大缺陷，主要在於推行人治而非法治，強化政權而非民權，以一黨之尊凌駕公民社會，最終以失敗收場。

 

唱紅勾起文革噩夢 打黑突顯政府專橫

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共富，其實並非什麼新發明，只是他所以類如曾經使人民蒙受苦痛、國家陷於災難的「搞運動」方式推行，而人民對文革悲劇刻骨銘心，文革是否回潮？薄熙來勾起了一些人的「運動囉」噩夢。

在內地，大小城市的廣場或民衆聚腳之處，每屆黃昏，都有人聚集，唱歌跳舞，民衆大多上了年紀，文革紅歌唱得朗朗上口，他們以唱紅歌為樂，並無什麼動機，人們也不認為文革回潮了。重慶「唱紅」則是政府行為，以財政補貼唱紅歌組織，甚或強制各個單位組織紅歌隊，而官方傳媒大力配合，撥出時段空間，使紅歌深入民間。重慶經由組織出來的唱紅歌場面，經歷過文革的人會十分熟悉。

薄熙來組織唱紅，不相信他有推動文革回潮之意，因為薄應該深知極左不得人心，人民唾棄左毒。他可能只是看準民衆不滿現狀，藉着唱紅歌凝聚民氣，作為他打黑的政治本錢。不過，內地歷經30多年改革開放，思想真空，價值混沌，加上貪官污吏惡名昭彰，劣迹斑斑，社會不公平、不公義之事，無日無之，這是搞群衆運動的極佳土壤。薄熙來當然不是毛澤東，中共也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但是類似土壤，當被利用作達至政治目的時，會否變質和異化？這是重慶唱紅值得忐忑之處。

至於打黑，政府對付黑社會，彰顯公義，保護人民免受脅迫，乃應有之義，舉世皆然。重慶打黑力度強橫，「殲滅」黑幫組織數量之多、打擊涉黑官員官位之高，大長正義之氣，大滅黑幫威風，使得重慶治安大為改善，市民稱善。不過，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打黑，基本上以搞運動的架勢進行，盡顯行政機關霸道一面。另外，有迹象顯示，重慶打了大批黑社會組織，卻冒出了另一批黑幫，而打黑所得數以千億元計金錢的去向，也備受質疑，新黑幫與當權者的關係和所涉及利益，也與當權者千絲萬縷，所以，重慶打黑最終得益的是什麼人，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受牽連，或許折射出一些「內幕」。

另外，內地有學者分析，重慶打黑不在法律規範下進行，有「黑打」之嫌，即是把打黑轉化成管理控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事務的一種方法。還有是重慶打黑，基本上先定目標，再講證據，隨意性很大，過程不透明，權力是否運用得當，是一大疑問。再就是，為涉嫌黑幫分子辯護的北京律師李莊，因而失去律師資格、被控偽造證據和妨害作證罪成，坐牢1年半，一案未了，李莊還被控侵吞一名當事人50萬元人民幣等，顯示重慶當局對李莊的迫害，是要對法律界發出警告。薄熙來談及此事時，講得聲色俱厲，理直氣壯。重慶打黑真象，可見一斑。

至於共富，政府推行福利政策，低下階層得到實益，不會有人抗拒，不過，所需資金何來？重慶打黑幾年，從黑幫得到大量資金，這些資金，部分被用作推行共富政策，目前，舉世認為做得較好福利的北歐國家，財政來源靠稅收，進行財富再分配；重慶共富，本質上與羅賓漢式劫富濟貧，並無不同，但是這種方式不可能持久，政策也不可能持續。

薄熙來主政重慶4年，其治渝模式可以歸結借助民眾對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以「唱紅、打黑、共富」操作的「重慶模式」，受到左派擁戴，但其強化國家機器、發動社會運動、脫離法治軌道等方式，也引發較大爭議，甚至被批評為文革回潮、開歷史倒車。所謂重慶模式，是否涉及中共路線之爭，以目前所知，無法判別，不過，無論薄熙來4年來給重慶帶來多少轉變，但是他的做法所帶來潛在危險，必須警惕。

關鍵不在重慶改變多少 問題在會否開歷史倒車

因為薄熙來所推動政策，有重大缺陷：他在推行人治而非法治，他在強化政權而非民權，他以一黨之尊凌駕公民社會。歷史上，不乏野心家曾經以類似模式取得權力，最終使社會、國家陷於萬劫不復境地。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如是，希特勒如是。我們不是以薄熙來比擬毛澤東和希特勒，只是要指出，「重慶模式」有這樣的潛在危險。

總理溫家寶前日在記者會上講到「不政改，經濟成果還有可能得不償失，文革悲劇還有可能重臨」，溫總力陳政治體制改革之緊迫性，結合重慶模式和王立軍、薄熙來出事，溫總所流露焦慮感，有了最佳註腳。溫總這次講政治體制改革，其中特別提到「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從薄熙來的重慶事變，看來知道溫總在說些什麼了。
Lesson to be Learned from Bo's Chongqing Model of Government

 

THE fall of Wang Lijun, Chongqing's "crime-busting hero", is followed by his political patron Bo Xilai's dismissal from office. In his four years as ruler of Chongqing, Bo's government policies consisted mainly in singing red songs, fighting organised crime, and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which attracted national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gave rise to animated discussions. Though there was nothing new in those policies, they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mass movements", which had once brought much misery to the people, and disaster to the nation.

 

In Chongqing, red singsongs were organis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were given to red singing groups. The singing scenes thus organised and staged were strongly reminisce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today is ideologically a vacuum, and there are no clearly established social values. In addition, the authorities are notorious for their rampant corruption,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re are injustices and grievances everywhere. All this constitutes an excellent climate for mass movements. But when this climate is exploit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will things get out of hand? The red singing movement in Chongqing was therefore viewed with some misgivings.

As for fighting organised crime, it is something every government should do to uphold justice and protect the public. However, in Chongqing Bo and Wang's war against organised crime took the form of a mass movement, and gave full expression to political ruthlessness. Moreover, it is not clear where the seized underworld money amounting to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yuan had gone. Who eventually profited from the movement? The Wang incident and Bo's getting implicated might shed some light on the question.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Li Zhuang, a Beijing-based lawyer, lost his lawyer's license and was put on trial for falsifying evidence and jeopardising testimony after he served as the defence lawyer of a suspected Chongqing gangster. He was jailed for a term of 18 months, and before the term was over, he was put on trial again for embezzling a client's money, which was said to amount to 500,000 yuan. Obviously, the Chongqing authorities' persecution of Li was meant to serve as a warning to the legal profession. One can see from this the real nature of Chongqing's war against organised crime.

Finally, with regard to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ose in the lower social strata of course would have nothing to complain about as long as they really benefited. But where did the necessary funds come from? In the past few years, a lot of money was seized from the criminal underworld, and part of it might have been used for this purpose. But such a way of "redistributing wealth" cannot possibly last. So much for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policy.

Premier Wen Jiabao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that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 what China has achieved economically may yet be lost, and tragedies li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y happen again". He stressed the pressing need for political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anxiety he expressed can be readily understood when Bo's Chongqing model of government is seen in its true perspective. In his call for political reform, Wen made particular mention of "reforming the leadership structur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is remark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by referring to Bo's Chongqing experience.

明報社評2012.03.16﹕薄熙來治渝啟示﹕強政權人治難長遠 重民權法治可久安

重慶「打黑英雄」王立軍出事後，提拔他的薄熙來被免職。綜觀薄熙來治渝4年，推行「唱紅、打黑、共富」等政策，不但在全國、在國際也矚目，引發熱切討論。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共富，其實並非什麼新發明，只是他所以類如曾經使人民蒙受苦痛、國家陷於災難的「搞運動」方式推行。

重慶「唱紅」是政府行為，以財政補貼唱紅歌組織。重慶經由組織出來的唱紅歌場面，經歷過文革的人會十分熟悉。內地歷經30多年改革開放，思想真空，價值混沌，加上貪官污吏惡名昭彰，劣迹斑斑，社會不公平、不公義之事，無日無之，這是搞群衆運動的極佳土壤。類似土壤，當被利用作達至政治目的時，會否變質和異化？這是重慶唱紅值得忐忑之處。

至於打黑，政府對付黑社會，彰顯公義，保護人民免受脅迫，乃應有之義，舉世皆然。不過，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打黑，基本上以搞運動的架勢進行，盡顯行政機關霸道一面。另外，打黑所得數以千億元計金錢的去向，也備受質疑，所以，重慶打黑最終得益的是什麼人，王立軍事件和薄熙來受牽連，或許折射出一些「內幕」。

另外，為涉嫌黑幫分子辯護的北京律師李莊，因而失去律師資格、被控偽造證據和妨害作證罪成，坐牢1年半，一案未了，李莊還被控侵吞一名當事人50萬元人民幣等，顯示重慶當局對李莊的迫害，是要對法律界發出警告。重慶打黑真象，可見一斑。

至於共富，政府推行福利政策，低下階層得到實益，不會有人抗拒，不過，所需資金何來？重慶打黑幾年，從黑幫得到大量資金，這些資金，部分被用作推行共富政策，但是這種方式不可能持久，政策也不可能持續。

總理溫家寶前日在記者會上講到「不政改，經濟成果還有可能得不償失，文革悲劇還有可能重臨」，溫總力陳政治體制改革之緊迫性，結合重慶模式，溫總所流露焦慮感，有了最佳註腳。溫總這次講政治體制改革，其中特別提到「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從薄熙來的重慶事變，看來知道溫總在說些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