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政船逼近釣島 日警戒

<轉載自2011年7月31日 明報 中國版>

總部位於沖繩那霸市的日本第11管區海上保安本部指出，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於昨晨6時25分左右，在釣魚島西北接續海域發現有中國漁政船「漁政204」。日方從巡邏船及飛機上以無線電發出警告，「漁政204」回應說「正在巡邏」。大約一小時之後，漁政船駛離，未進入日本「領海」。這是去年9月中日發生撞船事件後，中國漁政船第11次出現在釣魚島周邊鄰近海域，也是今年「3．11」日本大地震以來第2次出現在該海域。

中國漁政201、204

本型漁政船型號為排水量一千噸級, 實際設計排水量為968噸; 船身長69.38公尺,寬9.6公尺, 艙深4.5公尺,吃水3.29公尺,速率18節, 航程4,500浬; 主機為兩部MAN/B&W 6L 28/32柴油引擎, 最大功率每部 1,324仟瓦, 雙軸可變螺距螺旋槳推進; 另裝有一部Kamewa SP 1100/MSB-CP,功率90仟瓦的船艏側推進器. 船員編制35人. 由中國船舶科學院設計, 武昌造船廠建造, 同級艦至少有八艘。

 

 

 

 

建新跑道 莫蹈倫敦東京覆轍

<轉載自 2011年7月26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機場第三跑 撰文:楊汝萬 中文大學榮休地理講座教授>

2011年是中國十二五開局之年，亦是迎接中國改革開放第二個30年的開始。為支持香港對國家經濟發展繼續發揮作用，十二五規劃的「港澳專章」特別提到要「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航運、物流、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香港的海空運中心地位，是保證我們競爭力的大前提。

航班升降近飽和 樞紐地位危

香港本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貨櫃港，但十年前開始，其全年貨運量第一的地位已被上海和新加坡取而代之，目前又被排第四位的深圳步步進逼。另一方面，以國際載客量計（2010年共有5,090萬），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第三大最繁忙的機場，其貨運量（410萬噸）更是世界第一，而航班升降架次亦達每年306,535架。機場為香港帶來22萬個職位，或佔整體勞動人口8%（2007）。

但是，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升降容量已接近九成飽和，未來10年，以亞太區航運需求每年7%的增長及中國每年11至14%的增幅計，香港未來要面對區內尤其是中國機場間，愈來愈嚴峻的競爭和挑戰。除非能及時行動，否則香港很快便會失去空運樞紐的領導地位。

區內其他機場 將建更多跑道

香港國際機場明白航運需求與日俱增，預計到2015年，其每小時60架次的航班升降量，將增加至每小時68架次。而到2017年，其跑道容量便會飽和，無法處理額外的航班和乘客。問題是興建一條全新的跑道需時10年，即使香港今天就決定動工興建第三條跑道，也已經太遲，香港在2017年後至少有4年，將不得不放棄額外的航班和乘客。若我們坐失良機，那我們必將把令人羨慕的航運領導地位向鄰近城市和地區的機場拱手相讓。香港亦將白白錯過國際和區內航運需求的巨大增長，逐步失去我們作為國際商貿及航空樞紐的龍頭地位。

區內眾多競爭對手正積極擴張及改善，以爭取更多交通流量、乘客和客量。全部8個主要的機場，都正在或即將興建三條或更多跑道。上海和廣州將擁有5條跑道。聯邦快遞（FedEx）的亞太轉運輸中心已於2009年落戶廣州，美國聯合包裹（UPS）深圳亞太轉運中心亦於2008年啟用，反映跨國物流巨企已選擇於珠三角物色比香港更具發展潛力的地方，作為未來的新增長引擎。足見香港面對鄰近機場何等激烈的競爭和壓力。

放眼世界，基於政治上的阻撓，不少大型機場因錯失建設第三條跑道良機而「淪落」。香港對東京成田機場的教訓應引以為鑑。1966年東京計劃建設合共5條機場跑道，但最終卻只有1條能成功在1978年投運，第二條在經過重大的政治阻撓後，要延至2002年才能落成﹔第三條跑道更形同胎死腹中。

政治阻撓 大型機場淪落

此外，歐洲的天然空運樞紐——倫敦希斯路機場——亦遭遇同一的命運。其兩條現有跑道早已證實難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需求，興建第三條跑道的諮詢在1998年已展開，但諮詢多年後，建議最終被新執政的保守黨在2010年擱置。

東京和倫敦機場都因為沒有興建第三條跑道已喪失其原有的航運領導地位，香港在喪失貨櫃港盟主地位後，能否再付出如東京和倫敦機場般的沉重代價？香港已無法在貨櫃碼頭上與對手競爭，但只要我們能動工興建第三條跑道，那香港空運樞紐中心的競爭力，仍能力保不失。

香港國際機場的成功，有賴1989年的一個及時與果敢的決定：興建赤鱲角機場以取代舊機場。8年後，這機場成為20世紀發展史上的傳奇。今天，香港在鞏固和提升空運中心地位上，得到國家的全力支持，香港當需把握良機，今年內要作出另一個重要的決定，興建第三條機場跑道。

涉及眾多持份者的公眾諮詢必然需時，故愈早展開計劃，第三條跑道就能愈快落成。環境問題如噪音、空氣質素和海洋生態等確需妥善處理。今年是香港民航100年周年紀念，有甚麼比得上宣布落實興建新跑道更能紀念此一關鍵時刻？亦只有如此，香港才能飛躍未來。

與中學老師 談內地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問題

<轉載自 2011年7月26日 明報論壇版 作者：郝鐵川>

中聯辦是促進香港和內地交流的一個橋樑。為了更好地心無顧忌地展開交流，我在新浪開設了實名微博，在虛擬世界與香港各界朋友進行實體交流。由於我長期在大學任教，酷愛教師職業，所以很快在網上結識了一批中學老師。多次廣泛探討之後，大家都覺得有必要進行面對面的交流，7月9日上午，按照事先的約定，我與五位中學老師相聚於中聯辦。

為了使對話更富實效性，我請幾位中學老師事先擬定了對話的題目。他們提的問題是：「從近年大大小小的官民衝突的處理手法（維權、上訪、郭美美與紅十字會事件、漢維和漢蒙民族衝突的處理、殺警／殺法官、潮汕及增城衝突，等等）可以看出，國民對中國執政當局是存在很大的不信任。單靠維持經濟的高增長，是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請問如何解決這種信任危機？」圍繞這一問題，我主要談了如下想法，與他們分享：

內地民眾對中央政府 總體上是高度信任的

第一，我認為，內地民眾對中央政府總體上是高度信任的。但同時，對某些方面的工作確有不滿、確有批評意見、確有更高要求。

為什麼說內地民眾總體上對中央政府是高度信任的？證據有三：

一是根據美國皮尤中心2007年和2008年連續兩年在全球40多個國家中開展了「對自己國家和政府的滿意度」的調查，兩次的調查結果都顯示80%以上的中國受訪者都對國家和政府表示滿意，這在接受此項調查的全球各國中是最高的。這項調查未必非常準確和可靠，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內地總體上並不存在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二是前一時期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計地在內地煽動所謂「茉莉花革命」，結果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香港媒體和社會也普遍認為內地不會發生什麼「革命」。

三是如果公民普遍對政府不滿，就會「用腳投票」，離開這個國家，到國外定居。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內地國際移民達500餘萬人，就其13億人口基數而言，中國國際移民數字尚在正常值以內。改革開放以前，內地偷渡來港的近100萬。改革開放以後，偷渡潮戛然而止。相反，一項最新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6月，港人移居內地首次超過內地移民香港。過去15年北上內地的香港人已經翻了近兩番，由1995年的12.2萬多人上升至2005年的23.7萬人，再到2010年6月底攀升至40萬人，其中九成在廣東省。近十分之一的香港人還把戶口落在了內地。2010年持外國人就業證在內地工作的外國人共23.17萬人，持港澳台就業證在內地工作的港澳台人員共8.98萬人。

在充分肯定百姓對政府總體高度信任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百姓對政府某些工作確有不滿。世界上沒有一個讓人民各方面100%都滿意的政府。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已把憂患作為一種執政心態。胡錦濤在最近的「七一」講話中，充滿憂患意識地向全黨敲響了警鐘：世情、國情、黨情正在深刻變化，中共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這「四種考驗」複雜嚴峻，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這「四種危險」更加尖銳。「中共以憂患意識迎接90華誕」是海內外諸多媒體當下的普遍印象。

「黃金發展期」和「矛盾突顯期」

第二，內地目前正處於「黃金發展期」和「矛盾突顯期」為特徵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中後期階段，世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表明，這一時期在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往往是官民衝突、利益分化激盪比較嚴重。特別是內地，人口世界最多，以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一二百年走完的路程，發生一些社會衝突非常正常。香港上個世紀50至80年代也經歷了類似的情景。

內地目前面臨的絕大多數問題都是因發展而帶來的問題，如果不發展、不進步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則需要更大的發展和改革。例如，潮州和增城群體事件都是四川外來務工人員和當地居民的衝突而引起，內地現在約有1.5億農民工，他們是廢除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人口自由流動等社會進步的產物，但同時也帶來了怎樣進一步融入城市的新問題，只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和原居民加強交流等進一步的發展才能解決。

按照學術界的研究和各國歷史經驗，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均GDP達到1.2萬美元、完成工業化之後，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就會慢慢減少。這就是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說的「現代化產生動盪，現代性產生穩定」。值得指出的是，中央政府並沒有因為這是各國和地區工業化都要經歷的事情而放縱不管，相反，如何搞好社會建設最近幾年一直是各級政府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課題，「科學發展觀」理論就是由此而提出的，化解社會矛盾的管理體制機制也在完善中，這些內地媒體都有大量報道。

與五位老師進行了近四個小時的探討之後，我深感各位老師都有一顆拳拳赤子之心，非常關心國家的發展和內地同胞的福祉，但由於各種原因，認識與我不盡相同。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信奉的基本理念不一樣 得出的判斷不會一樣

一是信奉的基本理念不一樣，得出的判斷不會一樣。什麼是普世價值？在交談中，我明顯感覺到幾位老師對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非常認同和堅持，認為這就是最重要的普世價值。而我認為，世界的多樣性和多元化是最重要的普世價值。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一種全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必須採用的政治制度，美國是三權分立，英國則是兩權分立，法、德、日等發達國家的制度各有不同。各種政治制度應該多元並存，和平相處、和平競爭，相互學習、相互借鑑。

一些港人認為內地是一黨專制，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中國既不是一黨專制，也不是多黨輪流執政，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八個民主黨派參政的政治體制。八個民主黨派有職有權，不但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和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的領導工作，也在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出任領導職務。

一些港人認為內地沒有政治民主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內地存在着縣鄉級基層人大直接選舉、縣以上各級人大間接選舉、各級政協協商民主等三種民主形式，這樣的民主制度適合中國的國情，能夠充分反映民意、有效發揮民智，能夠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投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國家的高速、穩定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政治保障。

各處鄉村各處例；條條大道通羅馬；多元、多樣才是最重要的普世價值；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這些理念對於堅持「一國兩制」更顯重要。如果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理解為要搞西方某一國家的模式，這是不現實、不明智的。

看問題的方法不一樣 得出的判斷就不一樣

二是看問題的方法不一樣，得出的判斷就不一樣。我們接受過系統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崇尚用辯證法的觀點看待、分析問題。所謂辯證法的觀點，就是用發展的眼光、全局的眼光、宏觀的眼光分析問題。注重「一分為二」地分析事物，區分主流和支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看發展問題，注重事物的波浪式發展和螺旋式上升，而不為一時的挫折和局部的不如意所嚇倒。從幾位教師的談吐中，感覺他們喜歡局限於具體的個案，並由一個一個的個案來做拼圖，最後形成對事物的整體印象和判斷。這正是我們歷來所反對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即一葉障目、以偏概全的觀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觀點。

當然，這絕不是說我們不重視個案，科學發展觀理論中的「以人為本」既指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也包含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內；憲法中規定的保障人權是保障每一個的權利。多年來，中央政府十分重視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例如，對「三農」問題，從2005年開始實行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政策，取消了延續數千年的農業稅，為種糧農民直接提供各種補助，「家電下鄉」，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並積極發展農村的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事業，各地都制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規劃。這幾年內地農村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觀，中央的支農惠農政策得到了廣大農民的衷心擁護。我真心希望老師們到內地東、中、西不同地區的農村去實地看一看。

經歷不一樣 對問題的認識也會不一樣

三是經歷不一樣，對問題的認識也會不一樣。交談中，我了解到有的老師在內地學習過，有的在內地有不少親戚朋友，有的多次到過內地參觀旅行，應該說對內地都不陌生。但是，終歸他們不像我們這樣在內地出生和成長。根據我自身成長經歷和工作閱歷，我是充分信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就像我前一段時間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所說的，我的父母在內地「左」的政治運動中所受到的挫折，就如同母親錯打了自己的孩子，我們對母親的愛不會有絲毫的改變。這並不是我愚忠，而是一種理性選擇。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不被外國欺負，我相信這是絕大多數內地百姓的共識。我們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發自內心擁護的。

香港才回歸祖國14年，港人成長的環境、所受的教育與我們有很大不同，一些人對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抱有一定的疏離感，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一方面說明內地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也表明需要我們對內地存在的各種問題向香港同胞進行更多的開誠布公的解釋和說明。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

學者批政府帶頭不守法 社科院于建嶸指為法治最大問題

<轉載自 2011年7月 25 日 明報 中國版 >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 ( 圖 ) 在港參加書展期間接受本報訪問，指中國最大問題在於公權力「帶頭不守法」，所以整個社會從上至下都不把法律當一回事，「最終要回歸法治」。但他不會討論「共產黨的領導」，因「憲法已有規定」。

長期研究中國社會衝突的于建嶸近期關注拐賣兒童、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等多個社會熱點，也因此曾遭人威脅或警告，「我覺得這不可怕，」于建嶸說，「他們說這會影響我的前途，我說我這個人沒前途」。他還笑說，有不少人故意在網上說他壞話，但支持者都不會相信，「現在你要抹黑一個人，也沒那麽容易！」

獨立參選人大是法定權利
 于建嶸說，他認為中國進入「微博時代」，發表言論不能只有批評，還要有建設性，所以他非常支持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認為能向民眾推廣民主參政的理念，「（參選）是法定權利，所以我會堅決維護」，他笑說，「我每次都是有法律依據才會大膽地叫」。  他表示，他的底線在於不會挑撥意識形態爭議，「比如說黨的領導，這個憲法有規定了，我們就不要去討論它」。于建嶸話鋒一轉，特別指出《憲法》可作為穩定社會的支點，很多問題只要按《憲法》都能解決，「我們的《憲法》在正文部分與國際相比並不落後，所以最終還是要回歸到憲法上來，不然你說三個代表，他說科學發展觀，這怎麽說得清？只有《憲法》是統一的」。  于建嶸認為，現時公權力不守法是中國法治無法建立的最重要因素，雖然他援助過不少上訪民眾，但他也直指「上訪」本身就是繞開司法解決問題的「不正常」渠道。他形容中國的司法系統是「書記管帽子，市長管票子，政法委管案子」，所以老百姓無法接受，「執政者不把法律當回事，老百姓也不把法律當回事」。
上訪非正常解決問題渠道

49歲的于建嶸是湖南人，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任訪問學者，但今次是他第一次參加香港書展，「沒想到這麽正規、這麽大」，氛圍很好，在華人世界中相當難得，也是香港社會的一面招牌。

群眾智慧不可靠

<轉載自2011年7月22日 頭條日報 專欄：五人潮談 作者：曾錦強>

樓市開始調整了。

早前樓價高的時候，很多人也搶著買樓，但現在樓市調整了，買家反而銷聲匿跡。聽代理說，現在成交萎縮有如「沙士」時期，即使有業主願意減價，也不容易找到買家。作為消費者，我們消費時都會趁減價入貨，但樓房作為很多人一生最大的投資，人們卻會在加價的時候才買，減價反而乏人問津。

翻查過去十多年私人樓宇成交的數字，發現九七年是成交量最多的一年，全年有超過十七萬個單位成交，結果是樓價連跌六年，下跌超過七成。二○○三年私人住宅成交量卻只有七萬多個，是九七年成交量的一半也不到。但那一年的買家，如持有到現在，回報已經有好幾倍。在買樓這個巨大投資上，群眾智慧似乎極不可靠。

一般人不會有太多買樓的經驗，面對買樓這個巨額投資總會患得患失。當樓市調整初期，買家會認為調整不夠深，待下跌多些才買。到樓市如預期繼續下跌，又擔心調整未完成，買入後令自己「做蟹」。到樓市真的調整完成，開始上升時，又會說樓價太貴了，早前還是很便宜的，心想樓市不會升太久，還是等下一次調整吧。可是樓價還是不斷上升，快要升穿自己的購買能力時，便擔心將來買不起樓，在負擔快要見頂的時候，才「毅然」入市。很不幸地，樓市就可能在這時候見頂。

可能因為這種患得患失的情緒，令群眾智慧在買樓上容易出錯。

偏遠的地方 具升值空間

<轉載自2011年7月16日 置業家居 欄名:樓市講場  撰文: 莊太量　中大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樓價由供求因素及資訊決定，而市民所得有關樓市的資訊，主要來自地產代理網站、報章雜誌及電視，由於資訊太多，市民不可能獲得所有樓市的資訊報道，所以市民選擇從甚麼途徑獲得樓市的資訊，足以影響買樓的意慾。

近年不少記者訪問我有關樓市的看法，由於基本因素，如低息環境、供應不足及來自境外人士的強大購買力等利好樓市，所以我去年對樓市的評論都是比較正面。但從記者朋友們交談中，我發覺他們是不希望樓市再升。這也不難理解，前採訪記者一般比較年輕，尚未置業，若樓市升，他們要買樓更難，所以每當我對樓市的評論比較正面時，記者朋友都顯得有些失望。記者們一般都有相熟專家作定期採訪有關樓市的看法，不同被訪者，或同一被訪者在不同時間對樓市也有不同看法，所以對樓市不同的意見便見於不同媒體。雖然媒體之間的競爭有助市民得到樓市更全面的資訊，但也可能令市民無所適從。

建議親往現場睇樓　感受氣氛

買樓是很多香港人一生中最大的投資，市民的買樓意慾會受到自己如何選擇的資訊影響。市民在決定買樓時，也要留意自己所獲資訊的局限性，最好自己也做些非來自傳媒的資料分析。我建議市民除了從媒體吸收資訊外，也可留意政府及市場上的統計數據，如利率、貨幣供應、人民幣存款的增長、樓市的供應及存貨、結婚和出生率等數字，然後由自己對樓市作合理的評估。

以往有些關於經濟週期的研究發現，某些字眼，如recession在傳媒出現的次數，可預測經濟衰退。所以大家如果希望估計樓市甚麼時候調整，可上網搜尋一些關鍵詞彙，如樓市調整，看看這些詞彙近期的搜尋量有沒有大增。但這個做法的一個弊處是如果很多人因為看了這篇文章而去搜尋，也會令這些詞彙的搜尋量突然增加。

「八十後」買樓不應受地域限制

除了外來的資訊，我建議市民平時有空親自到單位現場睇樓及留意周邊環境、單位的坐向、用料、交通，空氣質素、附近有沒有斜坡或新地盤、住客所從事的行業及年齡組別等。對每個樓盤掌握一手資訊後，將來有錢或樓市調整時，便可快人一步買到自己的心水單位。

有讀者或認為自己根本買不起樓，就算掌握樓市正確資訊也沒有用。筆者認為香港有樓價過高的問題，但是沒有居住問題。我和很多「八十後」交談，他們都說樓價太高，買不起樓，我問他們會不會考慮偏遠一些的選擇，他們大都不願意，主要不是沒有首期，而是時間和交通成本的考慮，有小朋友的家長也要考慮校網問題。

筆者叫「八十後」考慮偏遠一些的地方，其實是個中性的提示，偏遠的地方將來如有基建落成，樓價也有升值的空間，八十年代的沙田便是一個好例子，而且偏遠地區現在也是有人住的，他們不少也是要往中環上班的，太過否定偏遠地區的居住價值，某程度上也否定了現在住在這些地方的居民的居住選擇。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城市，所謂偏遠也不會遠到那裏去。如果花多一些時間去分析偏遠但有升值潛力地點的資訊，除了可解決居住問題外，樓價也有升值的空間。

台北札記﹕打本土牌 蔡英文選戰難樂觀

<轉載自2011年 7月16日 明報 中國版 作者：金柚子>

蔡英文最近推出首批競選總統電視廣告中強調「我是台灣人」，引起政壇一陣風暴。蔡把競選的主軸定調在國家認同與族群議題上，顯示出蔡仍未摸索出對馬英九的致勝之道，只好退守民進黨政治理念底線，鞏固台獨與反中的選票。

首批競選廣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蔡的訴求引發政壇激烈反應，藍營指責是操弄族群對立，雙方再打口水戰。蔡當然明白這種政治語言的含意，目的是質疑馬英九的國家認同。

棄理性訴求 轉打族群牌

以族群與認同為競選主軸確實讓人意外。蔡精明強幹，幾次選舉中批判馬英九執政缺失接連獲勝，但在總統大選卻放棄一貫標榜的理性訴求，轉向族群認同的情感訴求，在戰略與戰術上都將處於不利位置。

馬上台以來施政缺失極多，理念與能力飽受質疑，數次選舉失利皆因此而起。陳水扁在任末期過度操弄族群對立，民進黨失去政權兩年多來主攻馬政府施政缺失，盡量避免觸碰族群議題，選舉因而接連獲勝。

現在蔡英文的競選訴求大轉向，或許是數戰皆捷後的驕兵之氣，以致露出民進黨偏愛操弄族群對立的政黨本性。另一個可能則是蔡三年來忙於地方選舉，周旋於黨內派系之爭，直到兩個月前黨內初選勝出才開始準備競逐大位，有關台灣前途的思考或兩岸政策的擬定都尚未成熟，政策綱領仍在趕工，因此首批競選廣告才會以看書、喝咖啡加上個人求學經驗為主題，最後則拿出民進黨魔咒喃喃自語「我是台灣人」。

馬雖有瑕 兩岸政策難撼

對蔡最不利的最後一個可能性，是蔡發現馬的執政缺失雖多，但大方針特別是兩岸政策方向難以實質撼動，才會放棄她擅長的理性政策批判，轉而退守台灣認同的情感訴求。

不論原因為何，台灣認同除了鞏固獨派與反中人士的選票外，並不能為蔡開拓新的支持度，甚至還會引發中間選民反感。蔡英文仰攻馬英九的現實條件本就不足，現在又忽略政策牌與能力牌，既放棄敵方弱點，又走上一條充滿爭議的道路，競逐之途實在難以樂觀。

越指華軍艦西沙驅漁船

<轉載自2011年7月15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與越南在南海的主權爭議再起波瀾，越南官員昨稱，中國海軍士兵上周在西沙群島附近登上越南漁船，毆打船員，並沒收約1噸魚獲。

越南中部廣義省一名邊界官員表示，中國軍艦於7月5日（上周二）在中越兩國存在主權爭議的西沙群島，驅趕正在捕魚的一艘越南漁船。該官員稱，中方快艇的10名士兵登上漁船，持輕機槍與警棍威嚇漁船的10名人員，並對船長拳打腳踢。越方稱，船長並未受傷，當局正了解事件，並強調事發地點屬越南領海。

中越均聲稱擁有蘊藏油氣資源的西沙群島，中國早在1974年起在當地島嶼駐兵。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也聲稱擁有全部或部分南海主權。日本傳媒稱，中方將在下周的東盟會議上，提出南海水域規範草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重申，中方主張當事國之間透過直接談判解決南海爭議。

韓航獨島試飛 日禁官員乘搭

日本與韓國（南韓）近日亦出現新一波主權爭議。日本外務省下周一起禁止外務省職員搭乘大韓航空航班1個月，以抗議該航空公司客機在竹島（韓稱獨島）上空試飛。韓國官員表示已循外交途徑強烈抗議，要求日方撤回決定。

大韓航空新購入的空中巴士A380客機即將投入韓國仁川至日本成田機場航線服務，該公司高層上月16日聯同國內外記者試搭該款客機，飛經竹島上空一帶，消息傳出後引起日本不滿，外務省發出電郵，指示其職員由7月18日起1個月內出差時不要搭乘大韓航空航班。這是日方首次就主權問題對韓國民間企業作出抗議。由於外務省官員出行通常只搭乘日資航空公司，故禁令對大韓航空影響不大。不過，事件觸發兩國網民罵戰，互相指摘對方政府挑釁及歪曲歷史。

莫陷國際圈套 南海何妨亮劍

< 轉載自 2011 年 7 月14日 經濟日報 中國要聞版 國情知聞 欄名:外交透視 作者：撰文:宋榮華 中國外交學院客座教授 >

今年以來，圍繞南海問題的紛爭此起彼伏，越南、菲律賓這兩個與中國在南海聲索（見知識庫）重疊的國家，動作頻頻，高調搞亂南海局勢；美國、日本、印度、澳洲等域外國家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參與其中，形成大合唱。與此同時，國內外輿論對中國如何應對南海紛爭形成了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

外國籲軟化 國內促硬起來

國外的輿論和一些學者把中國描繪成南海紛爭的始作俑者，似乎只有中國改變立場，放棄歷史權益，南海就可恢復平靜。更有某些西方政府官員和大戰略家提出，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表現，將成為檢驗中國是否真正堅持和平發展、不稱霸的試金石。而國內輿論則幾乎一致認為，對侵佔我國南沙島礁、侵害我國南海權益的行為，應予以更加堅決的回應和反擊，不能姑息。

也就是說，國際上希望中國軟化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而國內則呼籲政府硬起來。應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訴求，是中國外交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面臨的戰略難題。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性「軟」和「硬」的問題，而是中國如何在堅持和平發展，堅持和平外交的同時，維護好自身的權益的深層戰略問題。

隨着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國際上對中國會不會重走西方列強反覆實踐過的武力崛起之路心有疑慮，為了讓國際社會放心，中國從國家元首到基層幹部都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對外宣示中國將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永遠不稱霸，並從文化傳統、現代社會特徵和中國共產黨的宗旨等方面全面、立體地解釋，中國為甚麼只能選擇和平發展的道路。

中國和平崛起 西方不斷測試

在今天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像中國這樣講和平、重視和平，不管是甚麼問題都主張和平解決，幾乎成了一個「和事老」。但是，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世界性大國文明崛起、和平發展的先例，所以不管怎麼苦口婆心，別人就是不相信中國強大了會不稱霸。因此，除了保持接觸、加強了解、密切合作、不放棄牽制和遏制之外，還要對中國的戰略意圖和對和平的承諾不斷進行測試。

南海問題就是一道非常好的測試題，裏邊包含多個看點：

一是，牽涉面廣。直接當事國5個，有各種利益存在的更多，美國、日本、東盟、澳洲等。面對其他各方的聯合施壓，中國能頂多久？

二是，問題複雜。對南沙島礁及其水域的聲索理由有基於傳統的權益，有基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也有基於兩者的結合。是尊重傳統權益，還是以新的規則重新洗牌，大家都以自身利益為先。

三是，以小博大。菲律賓和越南的國力和軍力都遠遜於中國，卻在中國面前舞刀弄槍，加強對已佔島礁的控制。中國還能忍多久？如果中國不反擊或反擊力度不夠，這些國家既攫取了大量的既得利益，又會給其他國家樹立以小欺大的「榜樣」。但如果中國亮劍，甚麼「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的帽子肯定會扣到中國頭上，中國「和平發展論」就會更加受到質疑和攻擊。

講和平 不代表放棄權益

仔細分析起來，可以看出這道測試題隱藏着這樣一個邏輯：要和平就要放棄權益，因為和平對話肯定要不回吃到別人嘴裏的肉；戰爭即表明中國會一樣走武力崛起的道路，不會走和平發展之路。這樣的邏輯設計把堅持和平和保護權益對立起來，用中國對和平的承諾，來制約其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是極為陰毒的一招。

中國如何拆招，確實很難，需要對諸多國內外部因素進行綜合研判之後，謹慎行事。從目前的情況看，任何一種解決方案都不能完全排除消極的影響。但是，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可能為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無視自身的權益遭受無止境的侵蝕或損害。堅持和平絕不能以犧牲國家利益為前提。

在中國很多的對外政策宣示中，講了許多中國愛好和平的理由和依據，卻忽略了對未來和平之條件的必要論述。中國承諾將來任何時候都不當頭、不稱霸，不去欺負別人，願意與別人和平相處。但是如果別人騎在你頭上拉屎，搶你的家產，你能為了和平而忍着嗎？

不必因為擔心中國威脅論而不敢言戰，那樣反而被認為虛偽不可信，而且會被外界用繩索來壓縮中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空間。中國在論述走和平發展道路之堅強決心的同時，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清楚在哪些極端的情況下，中國將不惜一戰。讓世界清楚中國的原則和紅綫。這與傳統大國崛起過程中的武力擴張是有本質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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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為何有「聲索」的必要？

如果一個地區被一個國家和平的、公然的佔有50年，而其他國家沒有異議，那麼，該地區就在法律上成為其領土。因此，為了宣示本國對該地區的主權，就必須發出聲音，索取該領土的主權，過程是為「聲索」。

政教應否分離

<轉載自2011年 7月14日 經濟日報 C03版 作者：周倩炘>

政府提出的「遞補機制」鬧得沸沸揚揚，戰場竟延伸至基督教界。   早前有基督徒自發組織 facebook 群組，在網絡呼籲身為基督徒的高官反省。   同時亦有幾名西九基督徒發表公開信，指錯信基督教領袖呼籲，悔恨當初投錯票給梁美芬議員。多事之夏，基督徒也要反抗，究竟觸發點何在？   周末下午，大公神學工作室內擠滿了來查經的基督徒，這裏也是 facebook 組群「監官聯」的開會地方。宣教師 Frankie 是該群組其中一名核心人物，另外還有 3 名小伙子 Jeremy、波子和 Calvin 等，約 20 名核心組員。登入「監」的 facebook 版面，可找到特區政府的高官信徒名單、一封名為「公民牧函：要求高官反思信仰與政治的矛盾」的信件、「基督徒高官回轉系列」的短片連結和近日相關報道的轉貼等。對於一個只成立了兩星期的組群來說，效率算是相當高。   反對騎劫基督徒身份   林瑞麟八面受敵，這次更衝他的基督徒身份而來，Frankie 解釋：「我們尊重個人信仰，這是個人與神的關係。但他高調聲稱是基督徒，也以這個身份出席不同場合，已經是公共事件。他既然表明是基督徒，我們就要監察。」舉個例，林瑞麟早前出席浸會大學大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舉辦的「家庭與性倫理：基督教傳統與公共價值」國際學術會議，便公開以基督徒的身份致辭。Frankie 不禁質疑：「他的信仰成分如何？返了多久教會？他對聖經的了解有多深？他是否有資格代表基督徒說話？」「監」的立場很鮮明，「公民牧函」寫道：「不能接受基督徒身份被專制政治挪用」。   「遞補機制」出場，林瑞麟負起「硬 sell」重任。對於「監官聯」一班成員來說，此舉實與基督教的原則背道而馳。Jeremy 說：「他引用德國作例子，但德國議會卻出來澄清，表明『唔好屈我』。你以為他原先不知道嗎？他只是選擇性地表達。我們都認為他講大話，這是無誠信的表現。」Frankie 補充：「第一：大律師公會表明『遞補機制』剝奪了人民的普選權。而我們的理解是，基督教是支持民主的，支持每個人都有人權。選舉權是人權，因此這條例違反了基督教的教義；第二：政府不經諮詢便推行，這種專制的形態也是違反信仰的。基督徒認為人有上帝的形象，是很尊貴的，一定不會接受如印度般的階級制度，相信人人平等。但這條條例好像是將港人變得次等。」Calvin 坦言當林以信徒姿態出現，而其言行與信仰核心價值有落差時，讓人覺得他在騎劫基督徒的身份。   鼓吹政教分離說法   基督徒予人順服的印象，年紀最輕的波子對此也有一番觀察，「『順服在上掌權者』（出自羅馬書第 13 章第 1 至 7 節）這樣的論述在 03 年 71 後好流行，認為『在上掌權者』是來自上帝，這是古代神學。因為曾蔭權是上帝選的，所以便要順服他。但這樣解釋完全抽空了後面經文的意思，順服是因為那個『在上掌權者』有良心，他的權力是問責於人民。某些教會抽空了後面有關良心的部分。」早前有幾名自稱西九龍基督徒的教友，發表「給當日高調支持梁美芬、基督教 12 領袖的公開信」，指當初把選票投給梁美芬是因為聽從 12 位基督教領袖的呼籲，但梁在「遞補機制」一事上猶如在基督徒的頭上淋了一盆冷水。「監」的組員也因此提出了一個問題，當有議員或高官自稱是信徒時，我們是否要獨立於教會地思考，是否要在心裏亮起警鐘呢？   Frankie 談到一些教會提倡「政教分離」，但是流於 word play（文字遊戲）的層次：「若那些教會能徹底執行政教分離，我是很尊重的。但現實是遇到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時便說要政教分離，但政府帶頭說要舉辦禁毒或治療同性戀的活動時，卻又說基督徒要關心社會。」他指出「政治神學」在香港好 underdeveloped，「『政治神學』是指從信仰的角度批判性地看政治問題，但這在香港不普及，我們試做，看看短期內能否被理解。」   不是宗教問題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份，有人是律師、老師，但同時是基督徒、佛教徒，「我們要尊重每個人用不同的身份出現不同場合，不可以禁止高官以基督徒身份出現。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牧師講道都不是人人同意。有些事情與信仰價值無關，亦很難簡單化地說是違反教義，例如功能組別是對是錯，好難單單從宗教層面去看。亦不可以說民建聯的教友是假基督徒，民主黨的才是真。」他指高官被人質疑是否憑良心做事，是否戀棧權位等等，「但這是個人的問題，而不是宗教層面的問題。」   時事評論作家鍾祖康曾撰文討論基督徒治港，他於文章中指出特區高官中有 70% 是基督徒，又質疑部分只是「飯碗基督徒」，即是信教只為「兩餐」，為一些很實際的理由。「03 年 71 後，政府可能意識到管治上不成功，於是以宗教作為改善形象的手段。而且曾蔭權是一個很高調的教徒，他下面的官員當然也高調行事。你看董建華年代也多人出來談儒道佛。」他分析說。   基督徒高官回轉系列短片   新成立以監察基督徒官員為己任的「監官聯」自製了一系列短片，當中穿插聖經金句、訪問片段及流行歌曲，以輕鬆的手法，讓網民進一步了解高官的言論，如何與《聖經》所教的道理出現落差。現推出了「基督徒高官回轉系列-林瑞麟」一條短片，有興趣可登入 www.youtube.com/watch?v=Uns2hRS38Ms 瀏覽。